安娜这次到北京，主要是看望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想和郭老谈些事情。我向郭老转达安娜的要求时，郭老未置可否。不久安娜又通过志鸿要我向郭老转达这一要求，郭老还是没有任何表示。三天后志鸿打电话告诉我：“老太太强烈地要见郭老，看来不见是不行了。”我马上转达，郭老听后仍保持沉默，我感到郭老是不愿见她。两天后，记得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中午睡，志鸿的夫人顾嘉琳找我说老太太逼着志鸿带她去郭老家。我赶紧带着顾嘉琳见郭老，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宾馆去看她。”我建议带两名警卫去，如谈得好，郭老掌握时间，到时先走，我来善后；如发生吵闹，警卫扶郭老迅速离开，我来收拾残局。郭老连声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们到达和平宾馆。安娜已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老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嘛！”走进客厅，安娜亲自为我们沏茶。郭老向她介绍了我：“王廷芳同志和我们已经相处十五六年了，我们家中和我自己的许多事情靠他帮忙，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办同他说一声即可。”郭老是用日语介绍我的，安娜作答时，郭老又抢着为我翻译，我竟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约二十分钟后，谈话转入正题。安娜问郭老：“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她气愤地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告诉她郭和夫不会有什么问题，大连化学物理所属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我们回去就给科学院打电话。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向她收房租，每天十元，一年要三四千元。她说她没有那么多钱。郭老听后示意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你放心到大连去，秋天你回上海前，我保证给你解决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