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将自己的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他还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观点亦颇为新颖超前。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等都很有兴趣地参与了这场争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总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慨叹的是当时风气的开放，与我们头脑中预先的设想实在是相去甚远，也可见那时的大学和社会，学术研究是很少有禁区的。此外，张竞生还曾担任过“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北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例如梵文，例如佛学。有学生回忆说:“北大经常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这在经济的算盘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摘自《过去的大学》)

北大在蔡元培任上就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还有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办各种刊物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他鼓励学生们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让北大校园从此呈现一种争奇斗艳、各抒所见的风气和面貌。

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次年，他又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蔡元培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亦有不凡创新。他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即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当时中国自然是史无前例的。北大在他的授意下成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大多是学校里的教授，这些成员亦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各系的教授会也是这种情况，全部由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这样，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全部是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校长说了不算，只起后勤保障作用，为教授们服务。

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里这样写道:“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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