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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