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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士如何开启中国开放的大门(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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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12 15:14:50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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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863年，丁韪良在北京将翻译成中文的《万国公法》，呈送总理衙门，朝臣们对这部书最初的评价是“字句拉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意思是“看不懂”。而主政总理衙门的奕?对翻译公法的丁韪良的动机也很警觉，他跟皇上说，丁韪良一则夸耀外国亦有政令，一则该文士欲效从前利玛窦等在中国立名。
但让奕?没有想到的是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海域捕获了一条丹麦商船，中国官员引用《万国公法》中的条文竟迫使普鲁士归还了商船。此时，奕?才开始认真阅读《万国公法》，他不得不承认此书“亦有可采之处”。
张鸣(学者)：最核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我们被拉进了世界体系，就是说你拉进世界体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要知道它的话语，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最大最核心的话语就是《万国公法》。
刘刚(《文化的江山》作者)：在这个《万国公法》呢，徐继畲和这个郭嵩焘他们这些人呢，是把它当做这个当代《春秋》来看的，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代是一个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来临。你面对的这些人，他不再是就是那个游牧民族，那是落后的。他面对的都是什么，那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像这个战国有多少国家，几十个国家，上百个国家，然后的话呢慢慢地有了战国七雄。
沈弘：虽然那个总理衙门相对对它比较感兴趣，而且出钱给它印出来，而且呢，还依据它打赢了这个官司，但是实际上和本质上来说呢，它并没有那个真正地重视这本书。
解说：此时，中国正开展洋务运动，从军事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派领袖们对西方技术上的成就，比对政治制度更感兴趣。
王志成：那个《万国公法》的翻译，其实它涉及的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对吧，涉及这个政治体制的方面，也就是说，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清末，这个政府它并不认为自己的体制有问题。洋务运动，它不是首先，他们改变的不是中国的体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中国需要有一些力量，需要一种powerful的东西。
解说：《万国公法》在中国出版后的第二年，日本开成书局便讲它翻译过去，这本书此后在日本先后翻印了五次。“明治维新”之后，他成了日本法学的教科书。
张鸣：他们在里面翻译那么多东西，做了那么多工作，其实有几个人看啊。1895年、1894年之前，甲午战争之前，整个士大夫不看这玩意，中国的改变就是它这个包袱奇重，惯性特别大。你看到1894年中国就说，按说大门已经开了，就说半个多世纪了，但实际上中国整体上的改变是非常小的，跟日本比起来我们还是小得多了。
解说：丁韪良并未气馁，一次去河南核查考察期间，他写下了途中的感受。一天赶了四十里路之后，头昏脑胀，双脚酸疼，才找到一家破落不堪的小客栈，还有什么比这更配称作为梦想预做的准备呢。奇异幻想在头上挥舞神奇棒，昔日回忆与眼前的景象交错，入耳的不再是骡夫的吆喝声和骡车车轮的隆隆声，而是蒸汽汽笛的蜂鸣声和电报机的咔嗒声。
张鸣：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像李提摩太和这个丁韪良他们吧，他们有一点，就是这些外国人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传教士，尤其是这个新教传教士，尤其是这批人，他有献身精神，他的国籍感不是很强。我是替上帝来，就是感化这块土地，我要救人的，所以他们这些传教士呢，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尤其是美国新新教传教士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同情。
解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奕?等朝廷中枢在和洋人打交道过程中，深感中国没有外语人才，在外事中因而屡屡被洋翻译所欺，遂在1862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
沈弘：那个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以外语文本为正本，中文文本呢是副本，副本只是参考，没有法律效应的。
解说：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堂内的教习均为洋人。这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朝廷中枢推荐丁韪良做同文馆的英文教习。
沈弘：因为赫德掌握的是大清海关，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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