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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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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28 11:43:35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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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曾国藩为京官之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他与罗泽南、胡林翼等不仅以“义理经济”之学相标榜，而且率先从军从政，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等实际政务活动，研究和解决国家在吏治、政务、田赋、河工、漕运、兵制、科举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政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说嘉、道以前的理学家多把注意力放在讲求“内圣之学”方面，那么湖湘经世派在讲求“格致诚正”的同时，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注意“开外王”方面的问题，追求“修齐治平”的“实绩”、“实效”，着意磨练出排忧解难的实际才干。因此，嘉、道湖湘经世派注重“实政”，既是对清初理学“务实”特点的继承发挥，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偏于治内，疏于治外”、“务虚不务实”的学术偏颇的一种矫正。
二、“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
与“义理经济合一”的经世观念相联系，在治世方略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提倡“以礼经世”。曾国藩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又说“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道光二十八年)。在曾国藩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范涵括天下万事万物，“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礼”就是“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方面，曾国藩希望统治者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从而克己复礼；另一方面，曾国藩亦希望通过扶持名教与推行礼治，使得人人安分守己，进而化民成俗，天下成治。
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均怀有一种对理想道德主义的强烈追求。例如，刘蓉自言对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甚至不敢形之于梦寐，对自身的道德约束达到了苛刻的地步。此外，曾国藩等人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引入治军之中。“仁”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便是忠信”，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关注；“礼”则是规定军队内部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可逾越。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湘军成为一支弥漫着理学文化精神的特殊军队，它以理学作为精神支柱和指导原则，使全军上下达到了思想行动的统一，提高了战斗力。其将领也确实少了几分官气贪气，多了几分信念节操。《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这样叙述以理治军给湘军带来的成效：“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三、注重农事，重道尊义
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注重农事，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曾国藩一再表现出愿以耕读世家守业安生的心态，他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痛切陈词：“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劬，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为了争取农民对湘军的支持，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皆天王之田；商贾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皆天王之货”，此可谓抓住了小农最希望保住私人经济的心理。刘蓉则将这种农本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他说：“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穑。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
为了与太平军奉行的天主教相对抗，湖湘经世派打出了儒家道义的旗帜。在他们看来，与太平军对抗也是“卫道”。在这场对决中，文化的价值体系、社会秩序、清王朝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他们每占领一地,都竭力宣扬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并要求清廷对那些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进行旌恤，还将死难者的事迹汇集成书，以广传布。例如，郭嵩焘、罗汝怀等人设立了“忠义录书局”，专门编撰《湖南忠义录》(后更名为《湖南褒忠录》)，褒扬殉难的湘军将士和地方官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从而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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