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关系，把人放在关系中予以理解。比如，儒家重视五伦，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就是五种理想的关系。还有，早期儒家重视“独”，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独”不是指独居、独处，而是指内在的心理意识，帛书《五行》的解释是“舍体”——舍去身体感官对外物的知觉、感受而回到内在的意志、意念，关系是否合理，是否健康?这并不能靠关系自身来说明，还是要靠人来作出判断、选择，这就又回到了人的内在性。所以我认为一些海外汉学家突出、强调了儒家关系性的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过”。比如芬格莱特认为，对儒家来说，至少要有两个人，否则就没有人。他的根据是“仁”字的写法是“从人从二”，必须要有两个人，才能形成人的关系，才能“仁者爱人”。但是郭店简出土后，我们发现仁字均写作“身心”，“从身从心”，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字就是古文“仁”，它出现得要更早，这个“从身从心”的仁字，强调的就是人的内在性方面。

　　安：在儒家那里，内在和外在是不能分开说的，因为我有健康充实的外在关系，所以我的内在性能够因此而丰富;如果外在关系贫乏了，那么内在性也就变得空虚了。西方的“个人”指的是“人本身”(one in its self)，而中国的“个人”是指Becoming one together，从关系来确立个人的存在，成为一个被人认识的、受人尊敬的个体。因为有外在的关系，所以个人的内在才会丰富。

　　主持人：是否可以这样讲，人的内在就是儒家所说的“性”?而这种“性”又体现、落实于各种关系中，比如与父母的关系、与学生的关系等等。

　　安：《论语》里有这样几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朱熹把“为”做动词用，“为仁”就是“行仁”。在他看来，“仁”是体，“孝悌”是用，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来理解体用的关系。“性”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它与人的行为是彼此相互生成的，“性”不是属于某个个体的东西，而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生长的一种实在。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不是由性开始而感受到别人，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体验、扩充、发展了我们的性。我们不是从一个共同的“性”开始交流，而是在交流中形成一种具有共同“性”的人。我们不是从个人开始，而是在关系中确立起个体的真实性。

　　主持人：这正是我想与您讨论的问题，我注意到您提出孟子的“性”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塑造，而不是一种先天的赋予。我们以前讲孟子，总把他的“性”理解为一种先天的赋予，在牟宗三那里，甚至带有一点本质主义的色彩，这种理解往往忽略了孟子的性还有一个扩充、培养的过程，您的解读正好对此是一个纠正。所以我觉得很有启发，也引用过您的观点。但我也有一种担心，您的解读会不会又“矫枉过正”了呢?依照您的理解，孟子的“性”则完全成为一种后天的了，除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外，孟子的性是否还有一些先天的成分呢?

　　安：不是的。性是本，而“本”是活的，不是孤立的，关键就在于内在赋予和外在影响之间的关系。“本”存在于内在与外在的互动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好比树的枝干生长的时候，它的根基也同时壮大，它们是彼此依靠的。人一出生就存在于家庭之中，我们可以说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但是四端之心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发展，是因为我们有传统、环境、语言、文化、价值的滋养。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有机的婴儿同他的关系和环境剥离开，你是你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性”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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