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注意到您在最近的几次演讲中多次提到在儒家看来，人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不是，是一个nothing，人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对此有一个疑问，对于儒学而言，究竟能不能说人一生下来只是一个nothing?这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儒学的观点?

　　安：这是我的一个错误，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说，人一开始就具有一些传统的因子，比如你的基因、你的文化传统等，所以“nothing”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主持人：基因是个生物学的概念，而文化传统则属于后天的。按照孟子的讲法，“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而这种“几希”是天赋予人的，是人生而具有的，我们在后天的教育中需要把它一点一点地培养起来，让它不断扩充、放大、丰富。但刚开始的那一点点灵明，还是天所赋予，非由外铄的，有了这一点，人才能成为人。

　　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天”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从人的文化创造、想象力中塑造出来的，“天”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是和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有“圣贤”、“天”的存在，我们有可能来成就自己;反过来，在我们成就自己的过程中，又把我们的创造贡献给天。在儒家那里，“天”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上帝”，只把某种单向性的东西交付给我们，它是一个与人交互的过程。

　　主持人：这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天”变得更为丰富，如孟子所说，“尽心、知性而知天”、“万物皆备于我”，不仅天赋予我性，我的存在也可以使天更加丰富。所以“天命之谓性”只是一个逻辑的起点，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把天赋予我的性扩充起来，最后贡献给天。从这一点来说，儒家的“性”是在一种天人合一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天所赋予的“性”只是一种倾向、趋势、活动、可能，规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这种“性”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

　　安：说得很好。西方对儒学的理解，借用威廉·奥卡姆的“剃刀理论”——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可以说经过了“两次剔除”。第一次是对“上帝”观念的剔除。耶稣会士刚到中国的时候，都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人这里，没有一个原初意义上的“创造者”，世界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没有一个外在主宰者、创生者的位置。第二，中国人没有“灵魂”的观念。对西方人来说，“灵魂”是上帝观念在个体中的内化，是一个缩小的上帝。我们要问，什么是灵魂?你的灵魂在哪里?比如我认识梁涛，只是因为认识了你的态度、行为、表现，这就是我眼中的“梁涛”，这不是一个灵魂意义上的概念。所以第二次“剔除”了“灵魂”观念，人就是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心”并没有一种内在的、特殊的身份。

　　主持人：儒家的内在和外在是相互联系的，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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