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彬彬使足了力气对金庸和余秋雨的论述，看上去意思不大。我只能说这是意气用事，并没有巩固王老师坚定的文学立场或者强化王老师的抒发理念。抡圆了双臂，“啪”地一声，打死了个蚊子——能说这是力大过人吗?但我也猜测，让王彬彬不满或者说实在看不下去的不是金庸、余秋雨这样的写作和写作者，他不满的是那些对文学失去了判断和基本审美的评论家，为此王彬彬不惜在书中引用大量的评论家对两者的评论，意在指出他们丧失了审美能力和文学立场。在中国文坛能如此指名道姓地道出自己对某些人的不满和指出对方问题的人，已经是稀罕玩意了。这样的稀缺，不是明眼人越来越少，而是觉得有必要说出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像王彬彬这样不计代价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还真是一个“背离时代”的行为。
说到稀缺，不仅在中国文坛，即便缩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环境里，王彬彬也是稀缺物种，相比那些靠一些自己都说不清的理论混饭吃和凭坑蒙拐骗抄袭得来的学术地位的教授们，王彬彬老师显得纯粹极了。他不跟这个充满恶的时代同流合污，更不会对之妥协做出媚态。留在我记忆里的是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地讲解前南斯拉夫战争、鸦片战争，还有逐字剖析克林顿北大演讲全文的那个老师，这些不仅仅是对一段被遮蔽历史的重现，更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输出和传递，那个时候我只能感慨自己晚知道这些太多年了。
王彬彬对文学出于情绪的批评，对文学没多少帮助，但也谈不上什么伤害。我更不相信什么“文人相轻”，即便真的相轻了一下，也没什么，至少要比文人相媚好得多。真正令“文学”二字在中国一次次蒙羞、被接二连三向下无限制拉扯的是另外一些所谓批评家及其行径。他们为中国文学锻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文人相媚。那些出席某个作家新书发布会，应邀为其写上一篇动感十足媚功尽现、不惜送上无数辉煌大言不惭的赞美之词的评论家们，完全可以看作这个恶心时代里最低廉和卑贱的一种文学行为。他们正是若干时间前出于友情或者恩情，而提笔为他人写序、作跋的那类文字工作者的超强升级版。如果说文绉绉并且老式内敛的写序言者，只是某种时代桎梏里对朋友、文友的感情作出庸俗表达的话，那么到了今天，那些不惜动用各种浩大而空洞词汇来赞美给了自己好处的评论家的行径，则可以看作一种针对庸俗化的龌龊倒退。他们无需蒙面，就干了一件没有脸皮不知羞耻的事情。以小人之心来揣测，一篇文绉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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