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状态的不屑，试图将其小说在囿于“爱情”和“案情”的主题上与“鸳鸯蝴蝶派”拉扯上关系，以达到将王朔及其小说拉下水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太狭隘了，也肯定达到不了目的。流氓怎么了?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上来就说“流氓从来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首要问题”，既然是首要问题，为什么不能谈论之?而非要谈“氓”色变，上来就先一棒子打死呢?庞博而浩大的世界文学版图会拒绝一个流氓吗?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有过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来说是个常识问题，让·热内、波德莱尔、亨利·米勒这些就不说了，就拿奈保尔来说，嫖妓、找情妇，侮辱并逼死自己的发妻，这些在道德上毫无疑问的流氓行径，影响到他那些光芒万丈的作品了吗?很遗憾，甚至连波及都不曾有过，充其量只算生活轶闻。怎么可能通过一个“流氓”就将王朔否定?!再说，王朔仅仅在小说语言这个单项的成绩上，就已经绝对站在了当代华语小说的一流作家行列当中，这是保守的评判。如果像王彬彬那样按个人喜恶来说，我甚至觉得这个中国一流作家的行列里，王朔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当然，这个说法的前提是所谓的当代华语写作中，还有一流作家这样一个群落。
这就让我又不明白一个问题，王彬彬在已经对一个作家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放弃评述然后去研究那些让他觉得好的作家呢?非得要抓住三个流行意义上的大众视野内的作家干嘛呢?跟自己较劲?还是因为华语文学的现在进行时实在找不出真正好的、值得研究的、值得付出心血并将自己某种情怀寄托之上的文学作品?这当然是我没根据的揣测，我不知道王彬彬这些年是否还有兴趣面对当代文学，只知道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不自主地放弃文学，这在很多年前就发生了。很多早年有远大见识和渊博才能的文学批评家，都放弃了文学批评。我记得吴亮和朱大可都曾经说过，大意就是，不再搞文学批评就是因为用来批评的文学作品太烂了。这是真正的悲哀，具体地说，若干时间以来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已经快跟中国足球画等号了，成为大众眼里最不争气和最不可救药那一类。足球是一种比赛，在丢人现眼这件事上更容易让人看得出来;中国作家们则是以一种缓慢的、温婉的、悄悄不动声色的方式，在证明自己是多么的落后和不入流。
王彬彬将喜恶作为论述本体，其实也没有违背什么科学规律，尽管我不觉得他这么做有道理(论及王朔)和有价值(论及金庸、余秋雨)，但在我看来这仍是一种极其严肃和真诚的工作和态度。相对于更多的“无喜恶”的评论家，使出浑身力气说一些不着调的话的评论家，王彬彬的工作毕竟还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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