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楼的顾教授”既然是位子虚先生，那么季老在垂暮之年，有没有因为没有同行者而感到过孤独呢？他走后，吐火罗语何去何从呢？将来还能有中国学者扛起这面大旗吗？

一门语言带来“世纪难题”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被带出了中国西北，大多数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季羡林先生1998年在《自传》中写道：“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

　　“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季羡林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过这样的话。而这根红线串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就是吐火罗语研究。

　　“吐火罗语”，是门连名字都未必确定了的稀奇语言，其发现和解读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紧接着，被带出了中国西北这片诞生、养育并埋葬了它的干旱盆地，大多数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德国的两位天才学者西克(Sieg)和西克灵(Siegling)，根据吐火罗语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

　　以地理位置来看，既然吐火罗语残卷仅在中国西域有所出土，那么，它似乎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它表示数字“100”的字，在A方言里作kānt，B方言里作kante，都等于拉丁语的c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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