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支，还是西支？这给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共同出了一道“世纪难题”。由此还引发了其他难题，诸如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地的问题。吐火罗语的发现、解读给这个本来就众说纷纭的老问题之火加上了一勺新油。

一位老人独撑绝学几十年

　　幸运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季羡林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对于这门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近，而在语言系属上却又离我们很远的语言，我国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

　　1920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尤夥(音同火，很多之义)。其中除梵文、佉卢文、回鹘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其一种为粟特文，而他二种则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王国维等学者当时已经意识到，新疆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大，但足以冲击比较语言学、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入华史等领域中的既有陈说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已经处于落后的位置了。吐火罗语文献虽发现在中国，研究却在世界。

　　正如钱文忠所言：“幸运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遗憾，或者毋宁说不幸的是，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学者利用相关的吐火罗语解读、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获，但是，从发现吐火罗语至今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将吐火罗语研究视作解决其他相邻问题的手段的同时，而又能够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出发，将吐火罗语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只有季羡林一人。换句话说，多少年来，季羡林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个事实，不能不令后来者为之汗颜。”

　　不过，可能不会有汗颜之人，因为有没有后来者呢？季羡林在他的耄耋之年完成了生平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对用吐火罗语A方言写就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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