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就是说在方法上、研究的精神上以及取向上为第三阶段做了准备。

　　陈：是的。第三阶段还得益于这一阶段清华国学院的核心教授，如王国维等人，是世界承认的最好的国学研究者。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国学家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沈兼士做主任，基本上是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对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视，这都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的方法受太炎的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放开了像第三阶段那样把新的东西引进来。举一个例子，章太炎就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则是甲骨文研究起家。这就看出来，像章太炎的这种国学研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主持人：就是说，没有以“他者”作为参照系、没有以现在的时代为坐标的学问，就必然要让给能以“他者”为参照系、强调科学方法的新的国学研究。

　　陈：就是这样。北大当时整个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门人主掌的，可是今天想起来，他们中有哪一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呢?学术上大家特别强调他的贡献?比如沈兼士这样的人，显然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是不能相比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了，您所说的重要还是不重要不是指老百姓知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也的确不如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您刚才说的是在学术上。

　　陈：我们从近代学术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如。

　　主持人：所以从这个来看，也反映了学术转型。

　　陈：太炎门人的学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近代学术了，但是步子迈得还不够快。因为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很厉害了。其实胡适他们已经看到，都是很感叹，很着急，像陈垣，都非常着急。

　　主持人：清华四先生也应该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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