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当然，因为清华四先生本身，比如王国维，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当中了，这是当时的人们比如伯希和，都承认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和当时的汉学家们有交流。陈：有交流，而且交流得很多，并得到了世界汉学的尊敬。主持人：那交流的方式是什么?

　　陈：一是王国维他们到日本去。罗振玉和王国维把甲骨文也带到日本，一起进行研究，这是一方面;另外，跟伯希和他们也见面，那时候跟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之间的往来还是不少的，桑兵所写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里面提到了很多。

三

　　主持人：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陈寅恪初到清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有的只是新的学术视野、方法和观念。

　　陈：他的视野、方法的观念跟王国维是一致的。所以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

　　主持人：他是带着新的视野、方法和观念踏进清华大门的。

　　陈：对。所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这就是陈寅恪。所以说，虽然他的成果后出，但路子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跟世界上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连接在一起。所以说，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是排斥汉学，排斥外国人研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联系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这样我们的国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水平。

　　主持人：今天来看，这种学术态度也是值得提倡的。

　　陈：除此之外，文化观也很重要。新文化运动观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这在当时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研究中国文化，它使研究中国文化没有一个文化观的支持。整理国故本来是一个真正能够走向学术的研究、得到很多学术成果的运动，可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声音来影响它，比如说，认为研究国学虽然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意义不大。比如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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