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在内容上则更加准确，教科书的编写也更加精彩。

　　作者华循无锡人，详细生平不可考，该著同样参考日本学者的意见，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实验，要求制作标本。华循认为当时的动物学家在分类命名上差异较大，他参合众说，以纲目种属统筹全书，从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到原生动物，各门类之下再举出其代表动物详加说明，这种编排是个不小的突破，加之“蒙学教科书”口碑较好、影响较大，华循此著可以说奠定了动物学教科书的编纂程式。他还指出：“研究动物学者，莫要于分类之法”，反映出明确的分类意识。

　　上述两部博物教科书仍然处于学习和模仿日籍译本的阶段。但是通过选材和编排，它们显示出中国学者对于博物世界的理解。对于实验的重视和近代植物学分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人的知识图景实现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提起进化论，人们首先会想到严复对达尔文的引介。没错，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严复成为在中国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第一人。在严复笔下，“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严复使“物竞”和“天择”成为中国人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词汇，他意在强调，“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

　　由此可见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天然具有关联——动植物教科书按照种属分类并以演进次序排列，本身就是进化学说的体现。进化论作为一种新鲜的、与动植物的形态演化息息相关的观念，走进晚清中国人的视界，并在数年内犹如狂涛巨浪，几乎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我们来看博物教科书如何解释进化论。

　　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动物学教科书中“人类”的地位。

　　直到戊戌维新之前，“蛮夷戎狄”观念仍然是中国人对人类世界的一般认识，更难说具有对人与自然界关联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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