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等综合性科目,本身就对编者知识体系之全面有较高要求。杜亚泉能够把相关的植物、动物、矿物乃至生理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作为混编教材,分科分册编排最为容易,但这难免人为割裂知识。杜亚泉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以“田野”作为教科书的第一课,让读者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地形之后,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巧妙,难怪这部教科书广受学界欢迎。如果说今天教学改革探讨混编教科书的话,杜亚泉就是最早的实践者和最好的榜样。
“进化论”奠定了杜亚泉的自然哲学观,但他把进化论看成放出了“物质主义”洪水的闸门,批评物质主义对中国人精神的侵蚀,呼唤中国“固有精神”的重生。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我们应该记住,杜亚泉等学者编写的博物教科书为学童带来宝贵的科学启蒙,揭开他们认识世界的新画卷,推动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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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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