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物体的构成，博物教科书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一部译自美国的动物学教科书开章明义：“所有细胞间之物质，即由诸多细胞生出之，是人体之生命，即在无数细胞之中，人体如是，即一切动物，无论其体为繁杂为单纯，皆莫不如是。”这意味着“细胞”作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人和动物没有分别。对“细胞”的论述，成为学生科学认识生物的起始之基。

　　人在动物界链条中的位置，在教科书中一致处于最高位置。译者戴麒认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人之始为质点，初迁为植，再为动物，逐渐变邅，以至乎人。然则动物固人之近祖也。”华循编著的教科书也认为，“脊椎动物与人类同其构造，占动物界中最高等之位置”；他甚至探讨了灵长类动物：“四手属之猿猴，其形貌亦类乎人，其脑髓之发达，又大异于他属，故与二手属之人，同列于灵长一类，而为人以外最贵之动物也。”他的结论是，“溯乎生物之起源，则凡有机物，动植且无分二致”。

　　如果人类作为生物界的最高形态，人类与动物植物又是同源，那么它们的演化关系是怎样的？大多数教科书都吸收了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化”成为博物教科书的最高结论。

　　很多教科书解释了有关进化论的重要证据。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于“变异”的观察和论证是进化论成立的关键。戴麒翻译的动物学教科书就以“变种”和“异种”等概念来论证物种演进，这是典型的达尔文式论证：从变种开始，“积百千代，则此缓慢变化，遂至全化为异种生物”，所以，“进化论者，太古生物简单，各种类之根源皆一，后随外界之变迁，次第进化，遂至今日有千百万相异之生物。”华文祺译补的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中这样论述，由于地球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无限繁殖，造成植物间“互相凌迫，互相障害”，“体制强健与夫适于外围之情是者，遂遗留而孳生……如此累代经年，植物因务冀与外围之情事相适而于形态遂生种种之状态”，这种植物的进化“可由今日各地发现之化石而历历证明之”。

　　我们发现，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述和严译“天演”学说所传达的观念有所不同。

　　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以“动物之进化”作为最后一课。他说：“统动物界而论之，自猿猴迄于放散虫，其间阶级悬殊，构造之繁简，种属之贵贱，不可同日而语矣。……同此有知觉而能运动者，孰非分体于一本。但是云礽递衍，外界时更，上者已变化于不等，下者尚遗传其初祖。即其过去以验方来，今日之动物界，必非其进化之极至地耳。”华循以科学为依据，说明世界是一个“共存体”，动物“与吾人之初祖，本属同原”，表达了世界仍处于演进过程中的观念。

　　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戴麒激愤而沉痛地说：“非洲奥州印度等r獉之民，以牛蛇为神，以属兔为帝，敬之礼之，祈之祷之。夫以禽兽为神祗，谬妄孰甚。而彼争先恐后举国若醉狂，祸福一听于牛蛇鼠兔，进取之心尽杀，不败将何所恃邪？国土为人所有，种族日就澌灭，推其原，在不知动物之官能也。发源至微，流祸至毒，呜呼，斯学之不明，其害忍可言哉！”戴麒重视动物学对民族国家生存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推进学术、增强科学，一个民族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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