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科书中出现进化论比严复《原强》、《天演论》等引介进化论稍晚几年，还是较难找到直接材料证明博物教科书受到严复“原强”和“天演”思想的影响；就连严复声明他开创的“物竞”“天择”等译词，在博物教科书中也几乎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阅读严译著作时，差不多同时也从日文书籍中汲取有关进化学说，他们往往是关心文化教育的人士，甚或就是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者。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史华兹先生所说，严复要向中国引介的，是从西方思想中发现的、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力量：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和培育公益精神，所以严复的眼光在社会、在“群”。作为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社会思想，严复的影响显然更大更直接。如鲁迅、胡适等20世纪初的一批社会精英，都更多是从严复的著作中读到“进化”学说并奉为至宝。而博物教科书所持的是严肃审慎的科学立场，所尽的是知识传播的责任。它本着科学的精神，给学生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19世纪整个生物科学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细胞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在晚清博物教科书中得到确认并成为常识。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科学启蒙。

博物教育“百科全书”杜亚泉

　　一般人多从“五四”前后那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记住杜亚泉的大名，但多数不知道杜亚泉是近代翻译、编纂博物教科书最多的学者。笔者爬梳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得一个奇观。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所学无俾实用，于是对西学算学发生浓厚兴趣，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及动物、植物、矿物诸科，“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1904年，他应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此后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火焚后离开，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著述，尤以博物类教科书为主。据可查的资料，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该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教科书。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1922年对于中国教育影响颇大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堪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写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更不用说他主持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尤为学界称道。近代教科书从诞生到成熟，始终有杜亚泉参与其中，他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最佳见证人，也是中国自然科学教育的好教师。

　　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具有优于同时代学者的特点。

　　教科书的科学性。杜亚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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