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内，如何开始对某一著作体系中翻译的历史、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的现状发生兴趣。并且由于我意识到并非所有热衷尼采的读者都能直接阅读他的德语原著——像郭沫若、郁达夫那样精通德语甚至读了部分浅薄的德语诗的读者只能算是极少数的例外，我也开始对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普遍存在的二手翻译感兴趣。浏览一下鲁迅的私人藏书，其中常常有同一部著作的三种不同语言的版本（日文版、德文版、俄文版），甚或日文版、德文版又各有两种不同的译文，他自己就是在参照不同版本的基础上把一本著作翻成中文的，这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读书报：鲁迅研究在您的汉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那您在鲁迅研究方面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冯铁：在我看来，很明显对鲁迅这座丰碑的塑造大概从1931年9月鲁迅50岁寿诞时就已开始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这一“工程”更是明确启动，凭借不断地自我复制，直到目前这一潮流依然表现强劲，并且似乎将来也肯定会高效地持续下去。而鲁迅这一身份地位的取得，也很明显并非纯粹源于其本身焕发出来的文学或美学魅力。因此我开始对鲁迅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发生兴趣：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把单个词句摘出编录在一起的“选本”，到注解详尽的“纪念碑式”十几卷“全集”，再到不久前才在台湾摘掉异端邪说的帽子获得自由流通权利的奇怪现象，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换言之，我所感兴趣和关注的是鲁迅的“经典化”及其所有作品文本的处理过程。这就是我为何对文学社会学——包括期刊杂志和作家们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版本研究感兴趣。
读书报：除了研究鲁迅，您是否还关注过他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家？
冯铁：一座“丰碑”不但会激发着人们去追寻谁曾经作为雕塑家参与了对它的塑立，也会让人想知道它是竖立在哪儿，是在海边还是在城市公园的中心？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去研究那些被根本排除在“鲁郭茅巴老曹”等“丰碑”之外的“小”作家，几乎成了我的一种责任。这就是我为何开始研究那些被文学史学所遗忘了的作家。如果他们像章衣萍等人一样曾经跟鲁迅密切交流合作过，后来又遭到鲁迅或者其注解者们——或者既有来自鲁迅又有来自其注解者们的贬损，他们也许更有趣也更具吸引力。
读书报：对鲁迅和他同时代作家的研究又是如何导向了您称之为“夫妇作家”的研究呢？
冯铁：为推进这种或许可以被命名为“辩证研究”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主义的批评：我很快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不管著名与否，男性作家已经成为了一种丰碑，而作为他们同伴的女性作家则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地消失在他们的背后。如果仔细考察一些事例就会发现，异性伙伴或者配偶其实发挥了比文学史叙述中所承认的远为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极具创造性，她们充当抄写者或校对者或者两者兼具，而一旦她们成为遗孀（这一角色被许广平发挥到了可能想象的最充分的程度），她们会用写作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已故男性伴侣的文学遗产，她们的故事往往在一个公式化的标签“我与……”之下，这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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