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么在世界化过程中，如何保证其民族独立性呢？

　　成教授：确实世界化很容易导致文化趋同，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吸收西方的精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同化。首先，与西方的沟通，既是充实自己，表达我们自身的哲学智慧，同时也是对西方来分享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愿望。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和”中坚持特色，并不会丧失自我。

　　其次，每个传统都继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都有其自身的重点，譬如看重自我的价值，这点也是我们现在强调的，通过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来加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使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保存文化传统特色。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传统经验，所以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还是会保有其特性，而不会轻易被同化。另外，从自觉的文化创造来说，通过自觉吸收外面的文化，主要是来强化自己的体质，譬如蚕食桑叶，不是自身变成桑叶，而是将桑叶转化成丝。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积累，当然有的文化转化功能比较弱而被同化，但同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中国，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文化本体的内涵来进行与西方的沟通。

　　第三，思考的偏向的问题。中国擅长伦理关系的坚持、道德力的感化作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能力，譬如德国擅长抽象的理论，发展了机械理论；英国人擅长实用主义，所以商业文化很发达。这其实是一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问题。

　　记者：您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当代儒学有着权威发言权，您认为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儒学在当今中国及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成教授：相对于“新儒学”，我更认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我想从一个开拓与开放的角度来谈，而不必限制在过去的几个大家的格局来谈。我想我们应超越狭义的门户之见来解决一些既有的问题，也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我不想只是坚持某一传统的儒家观点，而要寻儒学之根，开儒学的新境，结合道佛与西方哲学来发展儒学的应用，我名之为《新新儒学》，以之来应对《后后现代》的问题。因而讲求本体与体用的关系以达到本体用三结合的动态循环贯通，同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来诠释儒家，赋予儒家以后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儒家的整合融通的道德精神以及开放发展的宇宙哲学。

我的“新新儒家”有两个特点：，首先新儒家并不是要排除中国其他诸家的传统，我是将“儒家”天人认知与感通的经验摆在源头活水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是我很重视《周易》的整体宇宙观的结果；其次，我很重视现代科学，而不认为现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是冲突的，认为它们事实上是相互包容的，这就表明我们要重新诠释道德理性，也同时要诠释科学知识。新儒学的开拓，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生命的伦理，强调人的自觉的善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和主要目标，在包容的意义上，我不会排除道家、佛家的贡献。同时，我非常尊重与西方的沟通，在强调知识理性的用途的同时，也要改变知识理性的狭隘的观点。因此这点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不仅仅是在维护我们自己了，而是涉及到贡献。由儒家开放的观点，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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