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文革后，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虽然也历经诸多曲折，但向外，向更广大的天地走去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因此，对书籍的狂热阅读构成了这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我的阅读当然不会从80年代开始，倒是在70年代中期，就有了不俗的阅读经历。我作为50年代末生人，搭上了知青末班车，在插队期间居然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是让比我略晚些的60年代或70年代的同行们所难以置信的。我是福建人，80年代初我已经在福建一所高校教书，福建出了个朦胧诗人舒婷，自然是我们热衷阅读的对象。舒婷几乎是那个时期想象中的诗歌女神，不过我似乎更喜欢北岛，他的那种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我个人在80年代初的阅读却是抛离了文学，更沉迷于哲学及当时的思想论争。

　　我个人的阅读十分孤独另类，阅读期刊，因为并没有参与创作，当然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局外人的阅读，似乎无法像写作者那样身处于那样的潮流中。因为过分热爱理论，我的阅读还是与现实有明显距离。70年代末上学时，我在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因为那时的理论资源还只有前苏联的旧货，没有新的东西可以阅读。卢新华的《伤痕》之类，我一开始就觉得概念化，只有张抗抗的《夏》，才让我与当时的文学潮流贴紧了一阵子。让我感动的作品，反倒是几篇并不那么主流的小说，如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名叫红唇儿》（1981），那时觉得有一种情感的华美，青春的渴望流宕于其中。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北方扩散，随之而来还有三毛的作品，港台文化是内地思想解放在情感维度开放的导引。但给我留下记忆的是于梨华的《又见棕梠，又见棕梠》，书中主人公牟天磊倒是与我那时自以为孤寂的心灵相契合，而佳丽之无私的爱，也给那个年代青春年少的我提示了某种天真的向往。相比较伤痕的生硬，我更喜欢于梨华的婉约，可见我在那时的阅读很不主流。当然，柯云路的《新星》（1984）已经是后话了，那是我很投入的一次阅读，因为四处开讲座，我的阅读这才重新与“集体”在一起。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务印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要说这么深奥的德国古典哲学吸引我们，这要得力于马克思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李泽厚在80年代引领风骚所致。

　　当时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1981年的某天，我是无意中在并不宽畅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十几二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想想这一大摞书，可以让我去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天地？抱了一摞书回到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

　　确实，那时读书有点贪大，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在文学界和哲学界论战正酣，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本小册子突然间就成为重解马克思的经典，我那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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