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关于异化、关于美学热、关于主体论，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中找到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所有这些问题，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则非李泽厚莫属，至少在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如此。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的著作，可以说成为我们必读的书籍。岁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先生也年近80了，与他一起隐退的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思想气质。有人说，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此说当不为过。
80年代中期，其实有很多热，但社会开始分化分层了，读书不再会是一代人一拨人的共同阅读。这个时期有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福科和德里达则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的事。在文学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陆续出到第五卷，这套书在那个时期的影响甚大，印数超过五万册。现代派是这个时期的热点，陈焜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首印13000册，迅速告罄，这本书无疑是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启蒙读物。
如果要说到我个人的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师阅览室去读这本厚厚的书，当年还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只供内部发行用的。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半年时间竟然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
80年代初其实还有一个反传统的潮流，我本人倒是深深地浸淫于此，也写了文章，这也说明，80年代的阅读，是有追逐西学的鲜明倾向。
再到后来的阅读就是更加专业的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直至1987年才出版，这时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已近尾声，只限于学术圈子，但《存在与虚无》首印37,000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首版51,000册，那时谁会认识到哲学史家说的，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法文版的通俗写本呢？那时我在北京东北部的“西八间房”（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研究生院）一间屋子里读《存在与时间》，思想完全被它俘获了。存在主义在那个时期最能吸引我们这代人，关于“自我”的学说就能引人入胜。记得那时汪晖说过，也是80年代上半期，他做硕士论文时，跑到北京图书馆里读施蒂纳，读得极其投入。一度还有人把施蒂纳看成后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不知他对“同一论”的破解，在如今汪晖的思想还有多少残余？“西八间房”在80年代后期还是有很好的读书氛围，陈燕谷以苦读著称，他主要读英文原著，罗曼·茵加登之类，以此来恐吓那些高谈阔论的人；靳大成则开口闭口人类学；许明还是在蔡仪和非马克思主义边缘徘徊；我那时开始读点德里达，但从西八间房老远跑到北图却常常遭遇闭馆。那时有限的关于德里达的读物还是让我思想豁然开朗，在我看来，解构主义有一种积极的进取姿态，而存在主义则偏安于“栖居”。
80年代是知识汇集而迅速传播的时期，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突然都涌进来，一代人蜂拥而至去争抢那些思想文化的读物。那是一代人怀着渴望和憧憬的阅读，那样一个阅读的时代不会再有了——那是一个时代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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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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