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外国这类故事和中国故事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故事强调：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有过多少坏心，只要变好了，你就有光明前途，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强调道德上的负罪感给人的压力，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负罪感更痛苦的了。有时候看《复活》，我就常常联想到中国一个形式上有点类似的故事《苏三起解》，王金龙有钱的时候，全心全意地迷上了苏三，但是后来没钱了，被妓院老鸨赶了出来，他就去考试，后来中举做官，而苏三被妓院卖出去了，卖掉以后也是扯到一个冤案当中，这个冤案和玛丝洛娃的一模一样，也是坏人没把妓女苏三药死，却药死了别人，反诬是苏三药死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是陪审员，《苏三起解》中王金龙是主审官，两篇故事比较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复活》中体味的是灵魂里的翻江倒海，聂赫留朵夫如果不能救助玛丝洛娃，那真是毋宁死——不如死掉，但在《苏三起解》中，苏三激愤，王金龙尴尬，审案中阴一句阳一句，深一句浅一句，虽然故事充满了戏剧元素，但总体上是个喜剧，苏三的遭遇只是变成了一个喜剧材料。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记载或歌颂，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人生中蒙受到屈辱、折磨、考验，但是最后取得了人生某方面的辉煌，对于面对困难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我最痛苦，有比我更痛苦的；不是我最倒霉，有比我更倒霉的；不是我最窝囊，有比我更冤屈的。从另一面来说，就是鼓励你，身处逆境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有很多名人传记文学里，描写小时候家里怎么穷困，上学怎么受到有钱人的嘲笑，甚至被学校除名，坐过监狱，挨过饿，挨过打，但是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最后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我们在文学里可以得到无数这样的范例，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传记文学和准传记文学称之为“丑小鸭文学模式”。

　　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一个天鹅蛋混在鸭蛋里，被老鸭子一块孵了出来，小天鹅长得不像鸭子，显得很好笑，连妈妈都不喜欢它，它被误认为鸡，可是不会打鸣，被农民拿去捉老鼠，又被赶出来，被嘲笑一点用处都没有，它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最后，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天鹅。一些文学理论家是怎么评论《丑小鸭》的呢？说《丑小鸭》就是安徒生的自传，因为安徒生一生穷困坎坷，他写诗卖诗，走在大街上，将写好的诗放在包里，见人就问：你们有喜欢诗的没有，我这有两首；有想要爱情诗的吗，我这有一首；有想要歌颂诗的吗，我这有五首；有想要悼亡亲人或者朋友的诗吗，我这也有。有时候从早到晚卖不出一首诗，这是在当时的哥本哈根，如果现在南京街头走过一个人，长长的头发，面有菜色，二目无光，然后拉着你问“要诗吗？我这有。”你很可能怀疑他有什么毛病，需要送到医院救治，或报告警察，说这有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诗人，这就是“丑小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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