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西域胡人无疑就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信使。李并成《兰州与丝绸之路东段的五条干道》一文则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史料研究发现，丝绸之路在兰州附近不仅仅是“山结”，也是“水结”，自然更是“路结”所系之地。沿着山脉和河谷而行的丝绸之路东段的五条干道，即“秦陇南道”、“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岭（乌鞘岭）道”，皆在兰州附近相聚。张德芳《汉简与丝绸之路》一文则以甘肃出土的汉简为基础，就其所记载的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信息展开讨论，数量巨大的汉简成为研究汉代丝绸之路的鸿宝。何双全《悬泉置对丝路考古的贡献》一文则从微观上对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做研究，印证了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存在和走向以及具体路线之间的里程。居延汉简里有“驿置道里簿”，里面记载着从西安到张掖的驿置。两条简连在一起，就能发现汉代邮路是怎么从西安走到敦煌的。这样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新疆的主要路线。李永平《马家源战国墓葬和秦汉时期六盘山地区丝绸之路交通研究》一文对马家源战国墓葬做了详尽研究，从中整理出了秦汉时期宁夏六盘山地区丝绸之路支线的存在和使用情况。齐陈骏先生《丝绸之路记略》一文是先生八十年代对丝绸之路实地考察之后的心得，是先生几十年从事丝路学、敦煌学、西北史地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杨琮《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文主要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丝路研究的新方向，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是中国陶瓷销往海外，西方的香药输入中国的主干道，其重要性不亚于路上丝绸之路，在路上丝路研究之外，海上丝路研究亦不可忽视。
有关“敦煌学”的论文有百桥明穗《敦煌的净土变与日本的净土园》，作者在考察长安、洛阳、敦煌、西域等地的净土变图像之后，发现敦煌净土变图像以唐代为中心，几乎贯穿了敦煌莫高窟唐之后的所有年代，从唐到宋、西夏，历史的变迁并没有终止人们对于阿弥陀佛及阿弥陀西方净土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不断被人们接受、朝拜，并成为世界灿烂文化里面独特的一支。王晶波《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一文主要介绍了敦煌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起伏变化密切相联。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学的发展受到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制约与影响，中国现代学术格局也常因敦煌学的新发现而改观。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试经与考课制度研究》一文主要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设置的专门机构试部进行考察，试部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都司管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职能是秉承都僧统的旨意，监督各个僧尼业务修行进度及其效果如何。作者以此为中心考察佛教教团的考课制度，进而发现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寺院办学、教授生徒，已经将唐代学校教育的一套制度使用到了寺院之中，也就是说将学校考课生徒的制度直接引用到寺院之中，用于考课僧尼修习佛经的过程。马格霞《从敦煌文献看敦煌禅宗修持的世俗性》一文主要对敦煌禅宗修持中的世俗性进行考察，禅宗追求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但在群众宣传过程中采用变文、曲子词、诗歌等宣传形式，从这些不同的宣传形式可以看出敦煌禅宗修持具有的显著的世俗性。
祈晓庆《晚唐五代敦煌粟特居民结社问题研究》一文以敦煌敦煌社邑文书为基础，并从其中占比例最高的社司转帖类文书及所附人名来研究粟特人结社问题的相关信息。山本孝子《侯侍郎直谏表与书仪－Дx.01698简介－》一文对敦煌写本Дx.01698进行了初步考察，探索该写本的特性。Дx.01698之中保存有《侯侍郎直谏表》以及《谢酒饭状》、《贺冬》，唐代佚文《侯侍郎直谏表》与一般书札范文写在一件写本上，这是其他书仪写本中所不见的特例，对考察书仪的源流演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赵青山《略论敦煌契约中的“悔约条款”》一文主要对敦煌契约中经常提到“一定已后不准休悔”、“准法不悔”、“准格不悔”等悔约条款进行研究，探讨了敦煌契约中悔约条款的特点、适用范围，悔约责任形式、惩罚力度、惩罚标的物及其实质等方面问题。孔令梅《隋宋间敦煌令狐氏与佛教述论》一文则对敦煌大族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唐宋敦煌令狐氏不少人出家入佛，且有不少人在僧界担任中下层僧官，令狐氏是敦煌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王使臻《敦煌文献P．3016V〈某乙致令公状〉考述》一文对敦煌文献P．3016V中一件抄写的《某乙致令公状》进行了考述，认为它是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写给朔方节度使韩洙的状稿的抄件。赵晓芳《两件甘藏敦煌文书释录》一文则对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藏的两件元代文书——《元至正廿四年（公元1364年）马哈麻借羊毛契》、《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永昌税使司契尾》进行重新录文，并结合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出土文书，探讨部分词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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