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庆《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变地神图像》一文将敦煌降魔变的发展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地神证言这一情节。作者以地神图像为线索，分别从佛教经典、图像以及区域文化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考量，认为降魔变的这一发展乃是由于受到于阗粉本的影响所致。郝二旭《敦煌曲辕犁新考》一文则对在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有着里程碑式重大意义的莫高窟445窟中的曲辕犁进行研究，就其真实性和昙花一现的原因作讨论，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论证了敦煌曲辕犁的真实性并探讨了其昙花一现的原因。王新春《毕尔格?布林的敦煌西千佛洞调查》一文对首位考察敦煌西千佛洞并撰写考察报告的西方学者毕尔格?布林做了研究，其《敦煌西千佛洞新探》对西千佛洞的地理环境、石窟内容、石窟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些成果成为西千佛洞最早的历史档案，为研究西千佛洞不可或缺的材料。刘全波《罗振玉刊布敦煌遗书考论》一文对罗振玉致力于敦煌遗书的整理刊布进行考论，弄清了罗氏刊布敦煌遗书的时间、版本以及后人翻拍、影印罗氏所刊敦煌遗书的诸版本，还原出一个清晰的罗氏刊书史。寇凤凯《敦煌本〈诸经要略妙义〉的文献学考察》一文对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至中唐安史之乱之间的P.2467号《诸经要略妙义》进行文献学考察，《诸经要略妙义》的编纂者对道教经典进行摘抄，故保存了许多现今道藏或者其它敦煌文书中所没有的经文，具有较大的辑佚价值。
有关“吐鲁番学”的论文主要有水涛《新疆史前考古的新进展》，作者通过大量考古资料来说明新疆其实很早以前就是人类生息繁衍之所，并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重要地点，古人类遗留下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公元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外考古学家陆续对新疆各地的史前遗址文物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和整理调查，特别是关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诸遗址出土文物的新探索，吐鲁番盆地史前考古文化的新发现等使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逐步清晰。但由于新疆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得新疆史前时期诸多问题迄今众说纷纭，特别是很多理论概念问题依然未有定论。因此，新疆史前考古年代学、新疆史前的种族和民族、新疆史前的冶金考古以及新疆周边地区考古的新发现和新探索等学术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杨洁《萨珊银币非吐鲁番银钱再论》一文对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进行研究，对一些学者认为的吐鲁番墓葬群中出土的萨珊银币就是当地的流通货币银钱的观点进行辨正。作者认为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与萨珊银币存在年代上的差异，与开元通宝的比值各不相同，史料记载的不确定性以及受萨珊银币流入数量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可以推断吐鲁番地区流通的银钱并不是波斯萨珊银币。
有关“河西史地”的论文有郑炳林先生《晚唐五代宋初河西地区羌胡交往考》，先生认为晚唐五代宋初河西走廊民族迁徙交往呈现频繁状态，特别是南北交往最为频繁。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军事力量的加强，羌胡交往稍有控制，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的范围缩小，力量减弱，玉门军以东由回鹘、达怛、嗢末控制，建立很多小的区域政权，羌胡交往频繁，在敦煌出土文献及其历史文献资料中留下丰富的记载。先生就此时期河西走廊地区民族迁徙交往呈现出频繁状态进行研究，揭示出这个时期羌胡南北交往的路线和程度。刘毅《明代肃王与肃藩陵墓》一文则对明代肃王及位于榆中县的肃藩陵墓进行考察，就其陵墓形制以及其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屈直敏《佚名著〈西河旧事〉辑考》一文对《西河旧事》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进行了考察，并对所存佚文进行了考证、校释。作者指正了《西河旧事》樊文深撰的错误，并认为此书的撰成时间当在351-522年之间。夏春峰《〈西游记〉图像在甘肃河西地区流布研究——从佛理角度论取经人物》一文以图像和西游记人物切入，尝试性地对河西地区佛教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解读，进而透视佛教在中国的多元表现。作者认为河西地区作为中国佛教较早开始传入的地区，在用图像解读佛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很多佛教寺院包括石窟，都绘制有和唐僧取经有关的人物图像，构成了河西地区佛教的一大特色。
有关于“西夏学”的论文有段玉泉《西夏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补考》一文，作者对多次出现在西夏文献中的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进行了考证，认为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在文献翻译过程中承担“传”或“证义”的职责，而在藏文文献中也保存了多部由他创作、翻译或校订的作品，他还有可能就是古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在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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