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在科举学广博的研究领域中，科举文献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以往学术界对科举文献探讨还很不够。陈长文著《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问题等，都作了颇为精深的研究，令人欣喜。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对明代科举文献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得出不少新见，引起了科举学界和明史学界的重视。该书是科举学和文献学交融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该书还得到不少日本、韩国等国外研究科举学的学者的关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陈长文在该书序言中正式提出“科举文献学”一说，认为“科举文献学”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并对“科举文献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内涵、对象、内容、目的和任务，研究方法等都作了简要的论述。这一观点将科举学细化并向纵深推进，必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近世以前，用中文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的文献都要多。1948年2月,最早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英国汉学家德和美说：“至少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书籍的数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持此观点。而中国古代书籍的增加和印刷术的普及与科举制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从宋代直至清末废科举前，中国书籍印刷量最大的还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教材（如《四书》《五经》等）、范文、闱墨、朱卷等各类备考资料和相关文献，也就是科举文献。

　　但科举文献作为历史文献中的一个大类，以往在中国大陆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科举文献在研究政治史、教育史、社会史、文学史和区域文化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尚待开发利用的一座文献宝库。由于科举文献数量巨大，尤其是现存清代科举文献种类繁多，且韩国、越南历史上也流传下来许多专门的科举文献，总数可以说成千上万，因此要全面把握、系统构建“科举文献学”并非易事。我也衷心希望陈长文博士能够在《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写出一本《科举文献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