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能走上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冯友兰、任继愈、朱伯昆、汤一介四位先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冯、任两位。冯先生为我们开中哲史课，但对于我的中哲史研究，任先生起了和冯先一样重要的作用。

　　那是1960年第一学期，全校掀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运动。学校提出各学科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开展教学检查。冯先生为我们开的中国哲学史《讲义》，成了检查的对象。我被指定重点准备，于是我抓住《讲义》的《庄子》一章上纲上线。一天下午，我被叫到教研室，面对冯先生，作系统批判。我对着准备好的稿子急速地念了一遍。以当时的水平，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自己都弄不大清楚，特点无非是上纲上线，集中抨击冯先生把庄子哲学的相对主义讲成了辩证法。不久，系领导告诉说，冯先生在会上表态，说这是十几年来他听到的关于庄子思想最深刻的分析，令我大出意外。于是，1961年上半年，要把我发言稿加以整理，3月17日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刊出了，题目是《庄子哲学相对主义的实质》，署名革锋，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哲学讨论集》。当时哲学版副刊的主编就是任先生。文章是经过编辑部整理修改的。“主编”不仅要把刊物办好，也要为培养新人出力，任先生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来对待工作和我的文章的。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之后在1962年报考研究生，文章的发表实有激励的作用。

　　1961年，报刊有《庄子》哲学的讨论。任先生有个观点，认为内七篇是后期庄学，外杂篇是庄周本人的思想。内七篇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外杂篇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62年我又写了一篇小文，论证《秋水》是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齐物论》之为相对主义不同。文章送给冯友兰先生看，冯先生鼓励说：“读书有间”，并推荐给系里打印出来，作为参加系“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的论文之一。冯先生说，读书就怕读了半天也看不出其中的问题，“读书有间”就有希望。他确似乎很高兴，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个秀才，就命题写文章，坐在书房发愁，几天也没有写出来。他太太在旁直着急，说‘怎么，你写文章竟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说：‘可不是，你肚子里确有东西，我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呀！’”冯先生只说不笑，我却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但文章实是受到任先生的影响和启发。1962年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与这也很有关系。

　　任先生是全国著名的佛学哲学专家，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名气很大，1962年正为我们开佛教选修课。但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佛教原始资料，我感到十分烦琐、枯燥，与我兴趣大不相投。我怕报考任先生学佛学，于是就报名冯先生了。虽未作任先生的研究生，先生对我却仍然关心和鼓励。

　　1965年，我快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朱陆异同”。但在那种大批判不断的年月，哪有心思坐下来写这种东西呢？所以只是草草交卷。真正写的是一篇“批冯先生论孔子仁的普遍性形式”的论文。文章在《北大学报》1964年第3期发表。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亦是任先生。先生不但帮助整理修改文章，还几次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指点。可惜当时学问太少，常常只是隔几而坐，默默相对，言谈数语。但先生的鼓励关心之情却像暖流一样，令我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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