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逝世，我到北图的灵堂致吊，看着先生的遗容，不禁失声痛哭。想着北大时先生的亲切指点、鼓励，突然醒悟过来，这是人世间何等深厚的雨露教恩啊！而今而后，不可再得而有了！

　　回来后我写一挽联：  

　　惊闻噩耗，悲涌于心。探视未成，遗恨终身。自兹永诀，无缘再诉师生情。

　　回忆当年，耳提面命。亲手把教，激励上进。而今小成，教诲之恩如海深。

　　但这又何能表悲痛感恩之情于万一。

　　先生是和季羡林先生同一天去世的。两人同时离去，真正是象征性地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朿。在这个时代中，北大有上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下至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朱光潜、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批名师，季和任两位是最后仅存的硕果了。两位竟然同时走了，真正是学术的不幸。

　　1979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工作时，亲自到先生家拜访，请他写一本大分量的中囯哲学史。这就是以后他主编的《中囯哲学发展史》。这本书是好些学者的集体著作，但体现了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观点，资料充实、分析缜密，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前两册我都是编辑，第三册才由叶显良先生接手。我在台湾中国文哲所工作时，图书馆内大陆中国哲学史的书，主要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包括“新编”)和任先生主编的这本。一些论文常加引用，作为大陆观点的代表。可惜到宋明部分就中止了。

　　任先生对宋明理学思考是很多的，他的儒学乃儒教的观点主要即由分析宋明理学所形成。我对朱熹哲学有一些独特看法，认为朱是理学，而在心性关系上实是心学，王阳明的许多基本讲法都出自朱熹。任先生似乎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王阳明是拾朱熹的余唾。”“余唾”是被抛弃的东西？还是捡吃剩下的东西？我想应是后一种意义。他告诉我：“你给大学生讲课，就讲前面那种观点。给研究生可讲后面这种观点。”回味先生的这些话，一份对教育严肃负责的态度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中涌现出来，我在台湾华梵和佛光大学的教学就是照着先生的教导做的。

　　谈到这些年的学风和研究生的培养，先生深表忧心，说：要求一定发多少篇文章，殊不知全国的杂志都给研究生发，也是不够啊！过去一个导师带一名、几名研究生，现在成十成堆的招收。人不是都能写文章的，逼着发表，徒然增长弄虚作假、金钱贿赂之风。一些学者自我标榜，抬高身价，装腔作势，先生也很反感。博士生导师变成头衔、上名片，先生说这都是自贬身价，糟踏教授尊严。这种风气是出不了人才的。寄希望于将来，所以先生尽力编资料，不仅是为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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