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个建构的概念很重要，并实际上已成为书中梳理全部研究活动的一个核心理念。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学术史研究都不会轻易地将学术话语与历史知识混同起来，需要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自然缝隙，但这种“缝隙”意识的强还是弱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学术史的认识与把握，并呈示出有所差异或差异很大的学术史叙述。很显然，《研究史》走的是趋强的一路，在其看来，即便是所谓的“实证研究”、“求真研究”，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回溯性工作，而同样也是依据某种特定的理解方式——话语预设，对知识对象所做的重新排序、赋予意义等。与之对应，通过文本解析的方法便可以将此话语预设——即“建构方式”揭示出来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出入，那么这也可看作是《研究史》为自己所设定的一种工作目标。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设置，在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中是颇见效果的。如书中在探讨郭绍虞、罗根泽、朱自清、方孝岳、傅庚生等第一代学者的文论史研究时，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批评史家对古代文论史实的研究，或他们在各种史实研究上有什么具体造诣与推进，而是明显地偏向于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展开方式、问题意识等，即建构其批评史研究的话语模式，进而再由此反身考订其对待史实的态度与功效。比如论及郭绍虞、罗根泽等的研究，本书都力图首先发现与确定他们借以展开其工作的核心问题，就郭绍虞而言，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故而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为其关瞩的中心，并以文学史的参照为批评史的归属。对于罗根泽而言，他所关瞩的中心是“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范畴，文学批评史被看作是可与文学史处于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批评史的撰写不需要参比外在的目的或意义，“求真”也就成为第一要务。尽管两位批评家都受到西学的明显影响，比如像探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本身都是出于对西学的直接反映，已非历史本身的观念，但相对而言，郭绍虞的命题方式会使之更偏向于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接受及以之裁论中国文论的知识状况，而罗根泽的命题方式则易趋向于对中国文论本身理路的梳理，而这又引发了他们在更下一个层次的研究上的差异。同样，其他批评家的模式构筑也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加以揭示与描述。

　　当然，建构还只是一种话语层次上的概念，如想要对话语做更丰厚的理解，则向外还需延伸到“语境”的概念（也是一个更大的话语结构），向内还需补充入“策略”的概念。这些工作同样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好的落实。语境有大有小，以大的语境而言，本书以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自建立伊始即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启示，这体现在学科概念、学科建制等各个方面，为此而使古代文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学科之所以是“古代”的，是因为有着一个“现代”作为对比与前提，几乎每个批评家的工作都无法与这一宏大的趋势相脱离。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又都是古代的知识素材，因此便又都有一将此现代性话语与传统知识相融通的过程，批评家们对二者融通的理解与选择，也就造成了各自在重建方式、研究模式等上的区别。当然，以之概括与甄别一个批评史家的活动还是不够的，为此，一是需要关注各自所属的更小一些的语境（包括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另一是需要注重批评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向内的方面透进而择用的一些策略。以后者言，比如就涉及到各自如何在更大的指导原则下对研究方法的取择，处理材料的方式，对流脉与习例分判等技术化问题，这些具体策略的实施，还会使批评史家各自的研究特征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本书在总体间架的设计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思路，也就是从话语建构的整体入手，以核心问题及伸展逻辑为主要考察对象，层层下贯，借此而展示文论研究史不断后推的进程。无容置疑，这种研究路径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通透式”的解析，对于我们从一更广的背景与更深的逻辑上把握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的构成与路向，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与启发意义的，也是本书作为总体创新的特点之所在。

　　再述第二个问题。一般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考察，会偏重于前半个世纪的成就，加之由于能够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时的研究史料并不算太多，因此也相对容易把握。很显然，后半个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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