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言及后半期的研究，还需要有所分辨，尽管对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学术体的回顾是不能回避与舍弃50至80年代研究的，故《研究史》对之也有兼述，但如实而言，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有气象、有较高学术价值与自成体系的研究却始于90年代以后，这与90年代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提升，学术思维的渐趋成熟，以及全球化、后殖民等所引起的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关系讨论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等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笼统而言后半时期，但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最为值得关切的却无疑是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与思想进程，这也是《研究史》所瞄定的重点，由此可见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判断是确切的。

　　而一旦进入9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就会随之急剧增加，仅由我目前所关心的范围看，就有如怎样评估这一阶段的实际成就，怎样合理、有致地梳理这一阶段的各种线索，突出这一阶段研究中的范式转化，等等。

　　目前在各领域的学术史撰述中，都会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会更多地将荣耀的冠冕赠与那些具有学科开辟性贡献的人物。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像郭绍虞、罗根泽等先辈学者所获的地位往往会被看作是难以企及的，而对后进们的研究则会相对轻视或漠视。这有许多原因，有些是不便细述的。然而《研究史》并不那么认为，一方面，它在充分肯定先辈学者的创辟之功时，也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及留待开辟与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以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在多个方面有了新的推进，这表现在其所述的理论上更为广阔、学科上更为深化、功能上更为超越等。尽管对后世研究的评价力度尚可加强，但上述所论却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从而也就合理地确立起了该期研究在整个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地位，并为今后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可参照的坐标。

　　关于如何梳理与总结90年代后的文论研究史，也是所有试图有所切入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这包括需要认真地研究转换的学术与思想的背景，转换形成的各种新范型及其特征、各专题研究与分体研究推进的实况等，这不仅需要一种总体与复合的视野，以便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多重性意义，也需要深入到各项研究的学理内部做细微的探察，及有披沙拣金的识力，才能将真正有推进意义的价值成果发掘出来，而不是只看到一些支流的泛滥、重复性的扩大，及浮现于表面的话语表述与争论（所谓“现代转型”说、“失语症”说等）。如实而言，这些工作不是靠短时间的研究所能做到的，但从《研究史》提供的面貌看，本书还是对之做了尽其可能的努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新的研究范型的揭示与表述，其一谓“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再一谓“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在书中，文化诗学的视角不仅被视作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范式类型，也是统合全书的一个意义评判标准，因此，它也必然会贯穿在对此范式以外的各种研究类型与方法的论析中，及借此而表示出本书作者的一种学理归属性。依据作者所述，此前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即与“外部视角”的缺席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负方位上的证明。从正的方位上看，这个外部视角可由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维度——总之以“文化”的维度之事实存在予以揭示，由此而肯定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必要。经综合过的诸维度在意义上讲可称为“文化”，它也是内外之间起到黏合或“接合”诸原素的一种介体。从空间上讲，也可解释为是一种“场域”，而场域一旦与诗学或文论交织一起，并成为复合型“结构”的一部分以后，那么也就很难再分孰在其外孰在其内了。当场域编织了主体之后，也就同时转化为了主体的生命，如同“文化”既在诗学外，又在复合的过程中转化为了诗学之内。可见这一路径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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