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同时超越了曾经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的、单一化的审美主义模式（内部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模式（外部研究），而显示出一种新的、旺盛的学术生产与知解能力（尽管对在文化诗学范型中，解释未必相同）。关于比较诗学路径，作者也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意识到这一路径在当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愈益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但作者同时也强调了当今所谓的比较诗学实际上更偏重的是文化的比较，或已蕴藉在文化比较的含义中，已非过去所谓诗学体系或中西文论概念之间的单纯比较，也正因此，方能见出这一路径的“新”之所在。
在作者的理解中，90年代以来的这些变化，尤其是两种路向的展开，同样可借助于这一学科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也只有这样，对前后两时期的解释才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尽管作者谨慎地避免了用“后现代性”来解释近二十多年来的“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但依我所见，后现代性的意识依然还是内含在本书的叙述中的（如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展开等带来的影响），不然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期的中国文论研究会出现诸种范式上的转型，而呈现为一种与前期具有相当差异的面貌，除了学理技术上的增进以外，语境的变迁当然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毕竟前一现代性与后一现代性不是同一个现代性，那么由此推论，与近20年来古代文论学科发生关系这个“无形推手”当然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现代性。如果我们在这一概念的表述上能够更明晰与确定一些，那么就会对理解语境与话语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便利。
总体上看，《研究史》是一部内容饱满、意义丰赡、创辟甚多的著述，所涉远非以上所述。我只是提出了两种考量的尺度，并以此分检本书实行的一些效果而已。最末想吐的一个感受是，在李春青教授的著述之后，我们如何还能再写一部新的古代文论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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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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