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曾被称为四大导师。

    其实导师并不是正式的职称，而是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员为研究生，教授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其与学生之关系便为导师。

    教授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也开堂授课。其中，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与古文字研究在当时冠绝一时，他在清华研究院课堂讲授者为金文、说文、尚书、仪礼、古史新证。

    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主要授课为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所讲并不是专门之学，而是通论为主，体现了他“通儒”的特点，事实上，学生听梁启超课的受益最多。

    陈寅恪所授课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金刚经、高僧传，介绍当时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和目录，并以中亚考古学、东方语言学的材料与中国旧籍互相证明。

    赵元任所任课主要为方言学、中国音韵学等，方言学强调实地调查，为旧学所未有，音韵学则是注重“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与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其授课内容为当时语言学的前沿。

    四位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一致之处。王国维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后来陈寅恪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强调中西融合，而以中国为本。

    在具体治学方法上，可以陈寅恪叙述的王国维治学方法为代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述及王氏之学术与治学方法，举出三条：“一曰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去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他说，此三类之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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