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事实上研究院《章程》已经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1925年研究院开学典礼当日，梁启超即席作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章程》关于发扬书院精神的规定必定是出于梁启超的意见。这种书院式的师生关系，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重要教育特色。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者吴宓在讲述清华研究院缘起的《旨趣和经过》中指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最近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的讲话指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等，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在历史的评价与影响来看，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聘请了一流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如王国维、梁启超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的大师，学术研究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的最高水平；

    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反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

    三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的研究连成一体。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于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产物，它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冯友兰语），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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