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顾、钱一在历史领域，一在文学领域，同为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成为同事，有机会出席和参加一些会议与活动，接触始多。《顾颉刚日记》（1962年4月22日）：“到政协礼堂观《凤还巢》剧。与钱锺书、文怀沙谈。十一时散。”（1965年1月23日）：“到南河沿，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讨论周总理报告中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改造问题。”顾、钱均在场。“文革”爆发，顾、钱在劫难逃，均遭批判，《顾颉刚日记》（1966年8月27日）：“学部所属各研究所之戴高帽人集中草棚前，听批判，又游行两匝。……今日之斗，殆为学部中作一总结，戴高帽者约七八十人，予以俯首，不能知其为谁，但知翁独健、钱锺书、陆志韦等皆在内耳。”可见，斯时顾、钱虽然得以“相见”，但人身已失去自由，绝不能相语。他俩再次真正相见又相语，则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国庆节国宴上。《顾颉刚日记》（1977年9月30日）：“六时车来，到人大会堂，赴国宴。……今晚同会所见人：吕叔湘、罗尔纲、钱锺书……”
此时顾住在三里河公寓，不久钱家亦搬来这里，顾、钱既在同一小区，见面交往的机会自然多于以往。时值“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际，学术活动逐渐恢复，钱锺书一定清楚地看到（至少听到）顾颉刚如何为名声所累、为情面所累、为事务所累，忙得穷以应付、力不从心。面对有着几十年交情、且年长自己十几岁的老朋友，习惯沉默的钱锺书，忍不住对顾颉刚开了“金口”，而他的一番话非但没有让顾感到唐突，还被顾视为“箴言”。《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遇钱锺书，致箴言。……锺书劝予勿于（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又谓吾一生为众矢之的，即因门下太杂之过。良友之言敢不遵从。”将钱的规劝之语视为“箴言”，且表示“良友之言敢不遵从”，此话一定在顾心里激起震荡。7月18日，顾与夫人在小区散步，邂逅钱夫妇。顾日记载：“锺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语相劝，当勉励行之。我居三里河，实无异退休，惟有努力抓住此未来之五年，将笔记及论文集编好，庶不负一生劳力。”晚年顾颉刚曾定下计划出十种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这十种书如都能出版，则死不恨矣！”
钱锺书的“箴言”所以会在顾颉刚心里产生共鸣，盖缘于在这“箴言”后面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如顾颉刚悟彻的：作为一名中国学人、中国知识分子，“要无恨于此生”。顾颉刚还不知道，当钱以此“箴言”规劝他时，钱本人也正以此“箴言”为训，惜时如金地沉潜于学术研究和写作之中。1978年7月11日顾在散步时又邂逅钱夫妇。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闻锺书作《管锥编》，约一百万字，已付印。此君博极中外各书，而又谢绝一切人事，年方六十，正是有为之时，殊可羡也。”众所周知，《管锥编》是钱锺书的扛鼎之作，钱锺书以自己的作为践行着赠予顾颉刚的“箴言”；作为前辈学人的顾颉刚向后学钱锺书由衷发出如此羡叹，他的内心一定会受到进一步触动。顾一生勤奋，此后数年，更是笔耕不辍。
1980年是顾生命的最后一年，因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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