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自2008年1月出版以来，在史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对两党关系重要事件条分缕析，将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推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近日，本刊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著名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

历经坎坷的国共关系史研究

　　张弘：《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这本书出版之前，在专业研究领域，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杨奎松：从专业角度来回答，这实际上是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共关系史研究状况，一是国民党史的研究，再一个则是共产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从国共关系史的角度，台湾学者较早地接触和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李云汉1966年出版了《从容共到清党》，蒋永敬1972年出版了《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它们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里最早出版的最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两书对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研究仅仅集中在1924－1927年间。与此同时，像张九如的《和谈覆辙在中国》，关中的《战时国共关系》、《战时国共商谈》，沈云龙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以及美籍学者、当年在台湾阅档享有特殊待遇的梁敬镦的《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等，都是讨论国共关系问题的成果。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国共关系问题所以会一度形成研究热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当时台湾自身政治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这些研究中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多半都是想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证明，和共产党决不能讲和，否则必定会中中共统战之毒计。

　　张弘：大陆的研究情况呢？

　　杨奎松：大陆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热潮，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此之前，大陆方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基于学术立场的国共关系史研究。即使谈到国共关系史当中的问题，也基本上和台湾那个时候的看法一样，只是说法恰好反过来而已。这个时候大陆兴起的国共关系史研究热，却大不相同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对台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台湾方面还视大陆为“匪”，而大陆当局已经几次三番地释放善意，宣称“血浓于水”，公开对国民党领导人称“兄”道“弟”了。受此影响，许多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课题，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

　　其中，值得一提者有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黄修荣的《国共关系70年纪实》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等。不难想象，大陆学者这时的研究目的，很大程度上也并不为了弄清史实，而是为了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至于两党合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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