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多数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没有，也很难摆脱当今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的问题。过去大陆学者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而化之。一篇文章一谈就是七八年的历史，一本书一写就是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的历史。在这方面，大陆学者即使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比不上台湾学者六七十年代的成果。李云汉那本书六七十万字，只写了四五年的历史；蒋永敬那本书三十万字左右，也只写了一两年的历史。为什么大陆学者不能这样写？一是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大都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者，让这些学者做微观史的研究，他做不来。
张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杨奎松：还有就是掌握史料的能力问题。李云汉和蒋永敬能够做那样细致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的工作背景，能够接触到许多具体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而且，台湾的国民党党史会允许他们利用相关档案进行研究。至于当年数以万计的中共党史教师，能够看到的中共党史文献就更加有限了。因此，凡是能够做这类问题的研究者，也往往会有近水楼台的问题。只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水”，还是太过有限。再加上那个时候台湾方面的档案史料也还没有大批开放出版，即使陆续有所开放出版，一般学者也买不起，看不到。你纵是有些独立的思想，想要把国共两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考察，也注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饮。
张弘：杨天石先生曾经称赞《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并世无二”，并对这本书的档案使用之丰富深表好评。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您是怎样收集和使用档案的？
杨奎松：写这样大题目的书，尽管我还是专题式的，而非全景式地写，要做史料的搜集和准备，还是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行。我第一本写国共关系的书，是写1936－1949年两党谈判的历史。内容很集中，就是围绕着两党历次谈判的经过及其文献进行史料搜集。即使这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留心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乘着大陆相关杂志陆续开始披露这方面的档案文献，和在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机会，做史料文献的搜集工作，也还是用了六七年时间。以后我的研究面变化很大，拓展课题也很多，但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史料的搜集和对各种新的研究成果的注意。如此断断续续下来，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还乘着每次去美国、俄国、日本，以及到台湾开会或做其他研究时，到处查找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到最后，我还是认为自己因为研究的课题太多，时间花得不够，有些史料还是搜集得不够，因此还是会出现有些问题没有讲到，有的讲到了却讲得不透，或讲得不够准确的情况。
张弘：花大力气收集和综合各方史料及档案的好处，显而易见。您能否举例说明？
杨奎松：像过去讲皖南事变，因为只能利用大陆中共中央档案馆与地方档案馆选编的史料，和当事的国共将领的少量回忆，大家先是认定国民党早有阴谋要消灭新四军军部，然后就总是在争论新四军军部南下茂林究竟是政委项英抗命中央，自己有一个南进计划，还是中共中央也有失误，朝令夕改，以致耽误了军部北上的最佳时机？而广泛搜集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文献史料和相关人物的回忆资料，再对照大陆所藏相关文献史料和回忆史料，把国民党决策的经过与中共中央决策的经过情形排比对照，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所谓国民党预谋诱歼新四军军部的说法纯属猜测。新四军军部北迁一事，国共两党已取得共识。新四军领导人不愿直接北渡进入桂系控制的皖北地区，担心过江会遇到日军巡江舰艇的袭击，因而计划由云岭先向东再向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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