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夺取黄桥后，于11月又进一步发起了曹甸战役，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苏北联接皖东、鲁南地区的战略要点兴化，激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反应。何应钦坚主不能允许新四军军部再进苏北，若苏北新四军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新四军军部立予解决。由于经苏南北渡苏北的道路被堵死，周恩来又电告直接北渡皖北十分危险，建议新四军军部务必坚持走苏南。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项英等才不得不决定冒险南下茂林，并通知了中共中央，说明准备绕过横在通往苏南路上的国民党军，仍旧经苏南北上苏北。项英等这时也已经侦知，国民党第三战区在军令部的指令下，也已经开始在茂林以南构筑围堵新四军的防线了。但项英等明确告诉中共中央：“我们决定乘其布置未完好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不意，新四军军部非战斗人员甚多，作战力极弱，刚一进入茂林地区，未能按计划实施突进，就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陷入灭顶之灾。这一历史真相的获得，如果没有多方史料的对照分析，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意识形态是决裂的主要因素

　　张弘：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合作就有分歧，最大的问题是两党都坚信自己唯一正确。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两党决裂的主要因素吗？为什么？

　　杨奎松：国共两党之所以是合作，而非合并，就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理念、主张和追求，因而各有各的利益。它们可以在某些阶段性目标上找到契合点，并因为这时的利益矛盾冲突不大而妥协与合作；但一旦目标达成，或共同前行过程中一方利益受到损害，甚或仅仅是一方发现阶段性需求已经达到、需要调整政策、寻求更大利益，双方的关系都可能发生严重危机，直至破裂。

　　关于两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要说一个追求共产主义，一个崇尚“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对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两者的认识也相差甚大。毛泽东对此就讲过一段话，说得很明白。他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何况，“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对孙中山，对所谓革命的三民主义都如此，又何论蒋介石，何论一向被中共视为搞假三民主义的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也就难怪，即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就看不起国民党人。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又合作了八年，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还要向中共领导干部们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嫌恶孙中山”，说是美共找了林肯、杰克逊做旗帜，苏联找了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做旗帜，我们也可以把孙中山打出来做旗帜。可见，双方因为理念、主张和追求的不同，利害关系难免颇多冲突，而各自认为自己意识形态是唯一正确的，对对方的观念意识嗤之以鼻，是很难避免的。

　　张弘：这本书多次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工作能力极强，孙文对此也颇有感触。为什么会出现共产党员能力强而国民党员能力弱的情况？这与双方发动群众的方式不同有关，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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