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情况，这主要不是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吸引力。一来中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无法公开活动，只能打国民党的旗号，很难拿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去吸引民众；二来当年不少加入中共的青年人也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也是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一下子减少了80％的党员的原因之一。因此，共产党员当时在组织宣传工作中往往强于国民党员，很显然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里面一是共产党员当时普遍年轻，且多是青年学生或年轻知识分子，政治热情较高，而国民党员早期通常岁数较大，尤其负责干部更多有华侨背景，或在国外多年，过去在国内依靠较多的也是南方会党或地方士绅，在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中工作较少。二是两党政治运作的理念和方式不同。国民党长期以来习惯了走上层路线，且擅长利用军阀政治和地方势力做文章，而中共则按照俄国人教的办法，全盘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群众运动的革命方式，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随时准备发动民众暴动，一举夺得中心城市的政权。因此，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自是中共的强项。

　　张弘：有些学者对于抗战胜利后中国未能走向和平耿耿于怀。在您看来，双方未能政治解决的原因何在？难道当时只有用枪杆子说话这一条路吗？

　　杨奎松：近代中国的问题，其实每每都是与国际环境和列强相互间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只要注意到1945年战后蒋介石请毛泽东去重庆，毛拒绝，斯大林打电报来，毛不得不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如果美苏两个大国携手压制中国两党，两党想打也难。尽管毛泽东在重庆并没有能够和蒋介石谈成和平，双方一度全面开打，但在苏联同意下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后，双方很快又不得不坐下来，并且签订了全面停战协定，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和平协议。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党内通知，宣布将要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军队将要实行国家化，党组织将撤出军队，中共将放弃武装斗争，转向议会道路。以后中共中央甚至一度准备迁往靠近首都南京的苏北淮阴，以方便党政领导人参加政府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战后走向和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切之所以会再度中断，根本上虽然可以说是因为国共两党都是武装性的政党，都是靠枪杆子维持各自的统治和地位的，一旦势均力敌，注定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非拼个鱼死网破，争出高下来不能停止。但如果不是1946年后美苏开始翻脸，相互争夺利益范围，导致原本在中国商定的合作计划全面泡汤，各自转而开始扶助各自可以利用的力量，中国战后的和平局面也未必会很快结束。

　　张弘：在两党的最后决战阶段，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起到了多大作用？

　　杨奎松：今天，有关苏联战后给中共援助的情况还有许多档案材料没有公开，因此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毛泽东早就在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上做好了进军东北，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的准备，为此并明确讲过，全国其他根据地都放弃了，也不要紧。只要有了东北，就有了夺取全中国的基础和实力。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计划和把握？根本原因就是相信会得到苏联的援助。而战后苏联的确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它虽然没有能够把全东北都交给中共，但它积极支持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再三鼓励中共背靠苏联把东北拿下来，这无疑是一个事实。而中共成功地在关内展开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较量，和林彪指挥的军队得以在短短两年时间从东北一鼓作气打到海南岛，没有东北做根据地和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的条件，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使有些学者对苏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的数量有不同说法，但这个基本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即中共能够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靠数万出关的部队，一举创建起拥有几十万人和足以与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精锐正规军相抗衡的东北民主联军，是以苏联为依托的。只要比较一下抗战期间中共数十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