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境界

　　第二种境界，我称之为“求知的境界”（或“求实的境界”）。美国当代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简·卢文格说：“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自我。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会把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认识到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客观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外在世界的自我。处在这一阶段的儿童，自我与无生命的客体世界是不分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由主客不分到主客二分的过程。在达到主客二分的阶段以后，自我作为主体，不再仅仅满足于最低生存的欲求，而进一步有了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此种要求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的萌芽。故我把这个第二境界，既称之为“求知的境界”，又称之为“求实的境界”。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的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黑格尔就是这样按照自由之实现的程序来划分人生境界之高低的。他明确指出：“自由是精神的最高定性”（D ie F re ih e it ist d ie h ?ch ste B e stim m u n g d e s G e iste s）。自由在于不以自己的对立面为外在的，从而也就是不以为它是限制自己的。自由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他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而要求把自己变成客体，在外在的东西中见到他自身，实现他自身。主体只有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才得到自由，得到自我满足。然而，要达到充分的自由和自我满足，则有一个过程：起初，自我只要求吃饱睡足之类的感性满足和自由，这种满足和自由对主体——自我来说，显然还是很有限的。作为人的主体之自我，必然要进一步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没有知识的人，不懂得客体的规律，客体对主体是异在的，他显然是不自由的。人必须从最低欲求的满足，“进而走进精神的元素中，努力从知识和意志中，从知识和行为中求得满足和自由。无知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异在的世界……”“求知境界”之高于“欲求境界”，从黑格尔的此番论述中，得到了深刻而确切的论证。

　　主客二分阶段的“自我”观念，还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这影响着求知的深浅程度。人在形成“自我”观念之初，往往把“自我”隐蔽、淹没在与自己最亲近的社会群体（家庭、同伴集体之类）之中，言所属群体的“我们”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尚不能见由己出，言个体性的“自我”之所言，行“自我”之所行。对于这种隐蔽、淹没在群体的“我们”之中的“自我”而言，群体内部的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自我”的个体性、独特性尚未显现于外。心理学家称“自我”的这个阶段为“遵奉的阶段”（Conformiststage）。当“自我”从“我们”中凸显出来，从而把自我与所属群体的其他个人区分开来之时，这就达到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自主阶段”（Autonomousstage）。“自主阶段”的“自我”不再是隐蔽的，而是显现的，即真正具有个体性、主体性的自我。显然，“遵奉阶段”的“自我”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自主阶段”，“自我”才有了精神上的自由。与此相联系的是，“遵奉阶段”的“自我”在求知方面缺乏独立的创造性，只有到了“自主阶段”才有了独创性。此种情况表现在中西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很明显。我在《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中国与西方》和《我们—自我—他人》等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论述过：中国人的传统自我观是“依赖型自我”，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让中国人大多只习惯于按自己的社会身份（即所属社会群体的“我们”）说话和行动，说官话，说套话，说空话，缺乏个性和创新。如果说，儿童在尚处于“遵奉阶段”的自我成长期，是由于年龄关系、生理关系，而“不能”见由己出。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自我观束缚下的自我，则是屈于封建专制的压力，而“不敢”见由己出。中国传统的自我观是中国封建社会缺乏自由和科学不发达的思想根源之一。反之，西方人的传统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自我”是个体性的，不一味依赖于“我们”，故惯于和敢于见由己出。此乃西方近代科学发达，在自由民主方面曾比中国先进的思想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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