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个人的自我达到“自主阶段”之后，民族文化发展到“独立型自我”观之后，就算是有了充分的自由呢？就算是实现了人生最高价值呢？不然。“求知境界”的自由毕竟还是有限的，也远非人生最高价值之所在。这也就是说，单纯的科学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所谓“认识必然就是自由”，其实只说了事情的一半。认识了客体的必然性规律之后，还有一个主体（自我）如何对待客观规律的问题：以被动的态度屈从客观规律，在客观规律面前哀鸣悲泣，那就没有自由；只有以主动的态度，“拥抱必然”，才算得上是自由。这是因为“求知的境界”以主客二分为基础，客体及其规律外在于主体，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不自由。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主体在理论的层面上（im Theoretischen ）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因为物的独立自在性是预先就被假定的。”这里所谓“在理论的层面上”，亦即指认识、求知的层面。这也就是说，在“求知的境界”中，作为客体之物被假定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它与主体相互对立，彼此限制，故无自由之可言。黑格尔说：在认识中，对象独立自在，有“片面的自由”，而主体—自我反而只是“按现成的客观性去单纯地吸纳现成的东西，从而失去主体的自我规定性（按：指主体的自由——引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知性”所认识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按：指普遍规律），是“没有自我的”（selbstlos），“远非自知其为精神的精神”。通俗一点说，认识、求知阶段所达到的客观普遍规律，尚未与主体——自我融合为一而成为黑格尔所谓”精神"——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之所以有求知欲，最初是出于无功用的好奇心，后来则多出于功用心，即出于通过认识规律，使客体为我所用的目的。无论如何，求知最后都落实到功用，理论最后都落实到实践。所以“求知的境界”与“功用的境界”紧密相联。在功用、实践中，主体——自我也是不自由的。黑格尔对此也作了很好的说明：在实践中，主体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外物，使之“为自己服务，把它们视为有用的（nützlich）”，“主体变成自由了”，但“实际上”这种自由也是“一种单纯臆想的自由”，因为“目的”来自主观，就“具有片面性”，而且始终存在着“对象的抵抗”。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关于“实践理性”的论述中，还谈到了人因谋利而遇到与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谈到了人因贪图个人利益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自由的丧失。

　　奥地利宗教家、哲学家布伯（M artin Buber，1878-1965）按照人的生活态度把世界分为两重：一重是“被使用的世界”（the world to beused），一重是“相遇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met）。布伯用“我—它”（"I-It"）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I-Thou"）公式称谓后者。前者实指一种把世界万物（包括他人在内）当做黑格尔所谓“为自己服务，把它们视为有用的”对象的态度，亦即把人也视为物（“它”）的态度；后者实指一种把他人视为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布伯所说的前一种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求知的境界”——“功用的境界”；后一种态度实际上属于我即将讲到的“道德的境界”。布伯从宗教的角度极力提倡人生应由前一种态度升华到后一种态度。我以为，布伯的思想为人生境界应从“求知的境界”——“功用的境界”升华到“道德的境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谈到了这一转化的必然性：功用主义会导致“绝对自由与恐怖”，“精神”陷入矛盾，于是由外在的欲求转向内心，以求得真正的自由，即“道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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