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第一个提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的划分，这个理论从古至近代，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它有多重意义：首先把“商”列为四民之一，是当时的一种进步；其次主张“四民分业”，各居其地，不得易业，既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又保证了商业的稳定性；最后，由于“商”位于四民之末，为后来统治者抑商政策提供了依据。

    继齐之后，以商业著称于世的是郑国。郑桓公率先突破了“工商食官”制度，解除商人的奴隶身份，给予商人自由民地位，并且保证商人拥有长期的经营自主权。郑桓公与商人的盟约《质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府与商人之间的制度安排，只要商人不背叛官府，官府就不剥夺商人的经营自主权。这个盟约，双方遵照执行了200多年，官府与商人之间处在一种保护和支持的关系中，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较高，发挥了较大的爱国护国作用；官府保护商人权利，鼓励商人自主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述《货殖列传》，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的商业形势和商人状况。司马迁记录了22位大商人和9位小商人的名字、业务形态以及其富裕程度。例如，陶朱公经商19年中三至千金而散之，最后“遂至巨万”；子贡经商所至，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蜀卓氏，冶铁商人，“有僮千人”；桥姚氏，经营三个行业：养殖、种植、放贷，其养殖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司马迁说当时的商人的财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认为富者与王者可比，“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社会文明的辉煌时期，商业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多元政治主体形成的格局中，商人获得了相应的独立地位。从统治者到民众，全社会重视商人和商业，没有轻商的氛围；政府与商人之间长期遵守双方制定的契约，政府保护商业发展和商人权益，商人遵守政府法律法规，为国出力；通过国际贸易的“商战”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而不是采取战争等暴力手段；自由商人阶层形成，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在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有的作用；商业活动中的不文明行为只是个别现象，不同于战国时代“为富不仁”的贪贾奸商日益充斥于商界，更不同于秦汉之后历时千年之久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3  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业组织文明

    晋商票号能够在全国大范围内生存和发展100年之久，诚信是最基本的要素。诚信更是商业的需要。

    在大的商业社会文明环境下，是否能形成商业组织文明，形成有效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