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清末民国初期的“强国”精神

    儒商伦理在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冲击后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更加突出，许多商人均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为追求。

    虽然春秋时期弦高的爱国精神、陶朱公的回馈社会精神、子贡的尊师重教精神等已经有所体现，但更典型的是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朝野共同认识到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商人与商业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例如，光绪皇帝在一篇上谕中说：“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回来后疾呼：天地铁血竞争时代将结束，而商业竞争时代将开始，发展商业是国家首当其冲之要务。清朝政府甚至在1903到1907年间制定了一系列对管理者、投资者和技师的奖励以及封官政策，最高者可获三代世袭爵位和一品顶戴，最低者也可获七品顶戴（相当于县处级）。可见朝廷发展商业的迫切心情。

    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商人（企业家）不仅通过引进吸收西方商业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来创办和发展中国的近代工商业，而且还通过承继中国儒家伦理逐渐形成了以“强国”为核心理念的商人文明。

    中国商人大多以“儒商”为追求。近代儒商伦理并不强调金钱利益至上和个人主义的原则，而是基于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哲理，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将经营工商业视同治家、治国的大事。这种儒商伦理在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冲击后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更加突出，许多商人均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为追求，其中以毛泽东称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最为典型。

    张之洞在1890年前后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汉阳纺织厂等等，带动了武汉的发展；张謇在1895年创办了大生纱厂，以后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成为大生集团，带动了整个南通的发展；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化学工业，奠定了塘沽城市发展的基础；卢作孚在四川北碚发展事业，带动了北碚的城市发展。这四个人除了张之洞是官商外，其余三人都是民间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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