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个人主义文化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崇尚竞争和超越，所以更加适合于民主和党争。而集体主义和关系本位的文化，把人际和谐放在首位，人与人相互竞争和超越可能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和发展，而是无止尽的内耗，从族群的仇恨到国家的分裂。二战以来东亚地区民主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东亚本土传统中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等势力容易给民主实践带来巨大障碍。如果把民主政治比作一张皮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土壤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整合方式等等则好比是这张皮赖以生长的肌体。脱离后者，空谈一个抽象的民主理念，是极端错误的，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２

　　如果我们承认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那么“尊王”就可能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为“王”是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则有可能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因为国君作为最高权威在当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故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一直贯穿着“分”与“合”的对立与冲突，其中“分”的倾向来自于诸侯兴起、地方主义、帮派斗争等，“分”的结果往往是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战争和生灵涂炭。而“合”之所以会成为人心所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休养生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习性，我们不能因为欧洲历史上“分而不合”导致了现代性，而盲目地批评“合”。不同民族的文化习性和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不可能走同样的发展道路。今天我们珍惜国家和平、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发展经济，所以也能理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这句话的时代意义。孔子不是因为思想保守才发出了“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的感叹，而是痛恨一些人狼子野心导致了地方割据和诸侯兴起，结果是无止境的战争和混乱，真正受害的是百姓。

　　长期以来，在一种错误历史观的支配下，一些人理解不到，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纲”思想的精神实质，从来都不是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君权，或无止境地强化王室权威，而是敏感于地方势力的膨胀，以及诸侯兴起、地方分权破坏天下安宁之血的教训。其中最典型莫过于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多少忠臣义士，他们的忠君与他们爱民及为天下根本利益着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中那些为大唐江山舍生忘死的英雄们，虽然忠君，人们却感到他们浩气如虹，为他们义薄云天的精神深深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战斗，而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献出了生命；他们对天子无限的“忠”，是与他们对于大唐江山和天下苍生无限的爱融为一体的。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天子权威是保障天下安宁、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团结的唯一选择；如果推倒这个权威，种族仇恨和战争就会永远继续下去，把千千万万人再次推入火坑。另一方面，古人对君主、天子或上级的“感恩”，体现的往往是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灵性，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认知和对灵魂不朽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无数敌人，克服无数困难，不断地凝聚到一起，一代代长存下去的重要动力；这种精神，曾让多少血性男儿为民族、为国家、为天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岂能等同于愚忠？读一读《出师表》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精神。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不知道这种精神传统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许多人却把它们说成封建糟粕。说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吧！今天的法官有时昧着良心草菅人命，但我们不会因此否认“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同样的道理，古人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不是为了要人们盲目服从，而是因为他们在无数次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如果国家的最高权威可以随意毁坏，天下的安宁就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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