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儒家忠君的典范。诸葛亮对刘备之忠，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数英才之士称颂这么一位忠君的典范呢？为什么诸葛亮死后，蜀国老百姓自发地在田间地头祭祀他、而没有埋怨他未推翻君主制、实现民主制？有人认为明代方孝孺死于愚忠，殊不知他不是因为建文帝一个人，而是为了捍卫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王位继承制，这是天下长治久安、让千百万人免除内乱之祸的根本保证，就像今天的宪法一样神圣。有人说燕王朱棣（永乐皇帝）是个有为之君，但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有能力就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或武装手段夺取政权，天下将会在瞬间涌现出无数个自认为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当皇帝的军人。同样，岳飞服从王命、班师回朝，也是出于对王权的尊重。因为，如果军队高级将领有异议就可以不服从，整个军队岂不成了一盘散沙？既然我们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君主制是保障天下安宁、促进生产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那么维护这一制度的权威，坚决反对通过军事政变或非法手段推翻它，本身就是在捍卫全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不能说是愚忠。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一个古代大臣只有主张推翻君主制，提倡全民投票选拔国君，才能称为进步人士；由于诸葛亮、魏征、方孝孺等人都是君主制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或捍卫者，并用实际行动让君主制发挥了更大作用，是否都成了反面人物，应该批判呢？他们不应该那么做吗？他们应当主张全民投票或民主选举吗？
３
诚然，君主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三纲”也为一些国君滥杀无辜提供了方便，造成了某些人的特权。但是衡量一个政治制度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不仅仅看它有多大缺陷，而是看它的负面作用与正面作用相比哪个大，以及这个制度是否适合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状态，是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有更合理的选择。换言之，君主制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儒家之捍卫君权，本来就不是盲目地捍卫，而是就君权对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民生发展等的积极意义这个层面来捍卫的。儒家充分认识到君主制的根本问题来源于“家天下”，他们向往三代以前的“公天下”。但是他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公天下”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在接受“家天下”是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同时，提出“君道”、“臣道”，尽最大努力来克服其局限性。《春秋公羊传》上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试图把“家天下”纳入规范的轨道，不是由于不知道嫡长可能不贤，而是迫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迫于无奈这样做。
有人也许会说，在古代建立民主制度困难并不等于就不应该实践它。这一观点仍然假定了“民主是一切条件下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这一前提。然而，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应该把不断冲破宗法血缘纽带当作其重要使命。可是血缘纽带的冲破，本来不是思想家带来的，而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兴起导致的。难道血缘纽带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应该被冲破？难道儒家应当预见到商品经济兴起、工业革命到来及市民社会诞生？况且，即使冲破了血缘纽带，建立了市民社会，也不等于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前面说过，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改造一种文化有时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上千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政治制度，多半都是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土壤中自发形成的，而很少是思想家发明的产物。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最初都不是思想家的发明。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即使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自由民主制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狄百瑞、安乐哲、郝大维等人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之个人权利观之上，带来了无数纷争和腐败，主张以儒家社群主义观念改造之；也有不少学者批评了自由民主制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主张用儒家式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meri鄄tocracy）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之。我也认为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
总之，我们一定要抛弃“要么民主、要么专制”这样一种二分式思维，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除了民主制度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每种制度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关键要看它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不是可行。柏拉图《理想国》中举出了五种典型的政体，即贵族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对这些政体各自的好坏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得出最好的政体仍然是贵族政体的结论来。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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