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书，是朴社的另一目标。本来，顾颉刚与钱玄同、胡适等人讨论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朴社同仁一直要顾颉刚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出版的，不料，“有一个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们编了一本《古史讨论集》出版了”。大家看到这部《古史讨论集》，错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开始埋怨顾颉刚：“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心下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还不成熟，又苦于杂事过多，想定心研究几个大题目，作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可是，现实的环境，却不给顾颉刚这等机会。他悲哀地写道：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顾颉刚与友人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四为顾颉刚，右一为郑振铎，右二为顾颉刚夫人殷履安。

徘徊在去留之间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47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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