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从15岁（190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到他去世时，实现了超过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传奇。在高本汉去世后的第七个年头（1995年），他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以瑞典语撰成并发表了这部关于恩师的传记。这部学术性传记在瑞典国内被视为关于高本汉的重要文献，它至今一直摆放在高本汉生前在远东博物馆使用的办公桌上。2009年，高本汉传记的中译本（李之义译）历时数年，终于得以出版。

　　高本汉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方言学、音韵学到古典文献注释（老子、诗经、尚书等）、古籍辨伪、青铜器研究以至文学翻译及鉴赏、汉学知识普及讲座等等；此外，高本汉在青少年时曾迷恋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其中一部很有特色的戏剧是以清末社会为背景的；高本汉中年时期还写过三部瑞典语小说，他当时对瑞典的文学现状很不满意，因此亲自操刀，尝试为瑞典小说文学树立新的样本。那时，高本汉在西方汉学领域已经名满天下，但在写小说方面，他对自己的创作水平还没有十分把握。三部小说都以笔名发表，倘有作家联谊会之类的活动，高本汉就戴上夸张的假胡子以笔名参加。他有时也带上同样的行头到各个书店去“私访”，看看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情况。遗憾的是，高本汉的小说在读者中反应平平，这或许阻止了他继续走向文学之路，而更多的把期望寄托在爱徒马悦然身上。

　　在高本汉涉足的诸多学术领域中，似乎只有音韵学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和高本汉相关的中文文献几乎都是古音构拟方面的。可以说，在中国读者的印象里，高本汉差不多就是一个故纸堆里的老学究形象，而这正是高本汉打年轻时就一直担心的局面。不过，有趣的是，高本汉在瑞典本国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大众式”东方专家。无论是青年时代还是成名时期，高本汉都不放弃任何机会到各地做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和报告（有一段时间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多次接受电台采访，通过荧屏向普通瑞典人介绍中国。高本汉有一个非凡的才能，即能准确把握不同听众的理解程度。讲述同样复杂的专业知识，他既能在一个讲座上让普通听众听得明白晓畅，也能在另一个讲座上让专家教授听得刚刚懂。

　　高本汉的“中国文化普及讲座”让很多瑞典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好奇和兴趣。其中不乏从此走上汉学之路的未来汉学家。当代瑞典汉学的领军人物罗多弼就是其中一个。在一次聊天中，罗多弼对我说，他大约十几岁时，有一次看到高本汉在电视上讲中国的事，非常有趣，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那是他对中国产生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马悦然的这部传记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西方汉学家的传奇一生。很多人都知道，马悦然崇拜他的老师高本汉。不过看得出，作者在撰写这部作品时，已经尽最大可能采取了客观的立场。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李之义先生的译本堪称上乘之作，译本很好地保持了原著的文学可读性。而关于专业知识部分的翻译，除了一些专业术语的译法有些欠缺外，多能反映原作风貌。高本汉除了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科研工作者，还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商业头脑、政治才能、他对自己未来的精心谋划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等，都在这部传记中有生动的体现。这部传记可以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学究形象之外的真实的高本汉。

　　传记作者马悦然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瑞典诺贝尔终身评奖专家，他曾为促成中国作家提名诺贝尔奖做出过多方努力。不过，当诺贝尔奖评委只是马悦然的业余工作，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汉学家。马悦然51岁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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