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就当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此后又相继荣任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瑞典学院院士（198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所有这些荣誉都源于他出色的汉学研究。马悦然的汉学研究领域涉猎极广，包括方言学、音韵学、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古籍辨伪、诗词格律、现代文学等，其广博程度甚至超越了他的老师高本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悦然称自己是一个“博而不精”的人。他历数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表示只对其中一小部分感到满意；他还不无遗憾的表示，如果自己当初不把兴趣分散得这么广泛，他就有可能完成《左传》的译注和一部全面的《左传》语法。
马悦然为什么对《左传》如此钟情，并把无法完成其相关研究视为一生憾事呢？这恐怕和高本汉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左传》是高本汉最喜爱的一部中国古代汉语作品，他当年给学生开古汉语课，从来都是用《左传》当入门教材。马悦然对《左传》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培养起来的。据罗多弼讲，马悦然对中国古文，尤其是《左传》，有着非凡的理解能力：一段从没看过的段落，通常只要读上一两遍，就能较为准确地解释下来。他的这个本事曾让高本汉惊讶不已。而马悦然对自己的老师更是崇敬有加。他似乎从未走出对恩师高本汉的崇拜情结。他把高本汉所追求的科学真理视为最高真理。他对自己表示满意的作品几乎都是典型的高本汉式研究成果。
《论语》有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们不知道马悦然是否真的把高本汉当父亲看待，但他对高本汉却做到了终身“不改其志”。作为高本汉的忠实追随者，马悦然一直甘心情愿呆在高本汉所创造的学术成就光环下，愿意沿着高本汉所指点的方向义无反顾、奋勇向前。然而，马悦然似乎低估了自己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汉学家罗多弼就认为，马悦然首先是个翻译家。他所翻译的中文作品以篇章类别计数，多达数百种，集成书有四五十本。其中有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西游记》、《水浒传》，也有《诗经》、《楚辞》、汉代五言诗及乐府中的篇章，更有唐诗宋词以及他认为有望参评诺贝尔奖的现当代中国小说、诗歌作品。
马悦然是天才的文学鉴赏家，极善于理解和转译文学作品。据说他在翻译作品时，常常觉得作者就站在他身后给他讲文中的故事，他负责飞快地记录。马悦然认为翻译家是两个主人的奴隶，一个主人是读者，另一个主人是文本作者。他要对得起两个主人，忠于文本，不增加，也不删减，只做一个熟练的匠人，传递两个文化之间的信息。当今社会，不同国别文化鳞次栉比，差别很大，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匮乏和弥足珍贵的，恐怕就是像马悦然这样忠实的翻译家和文化沟通使者。
马悦然的翻译天分是他文学天分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汉学研究、文学翻译等工作，马悦然很少有时间投入纯文学创作。不过，他的文学天分却在一部学术作品中有所体现，这就是《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这部学术传记多以故事叙述、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为主，除去每个章节结尾处的几句点睛之笔外，极少有长篇评论。因此，这部作品既适合一般读者的文学趣味，又有学者所要探求的专业知识。文如其人，阅读《我的老师高本汉》，可以同时了解两位汉学史上的巨擎。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马悦然/著，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