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文献学史论。张涛《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认为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立洲《〈归藏〉在汉、魏两代的文化史意义》(《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认为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说明了该书是由秦而汉、魏流传不绝，巩本栋《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认为明代的藏书和抄书为宋人别集的传播和清人对宋人别集的整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对二十世纪小说文献学的发展演进做了梳理归纳，对其发展历程、研究状况及特点进行了考论。

　　三是古文献考索。有些古籍的成书年代、作者、真伪及文本演变等情况相当复杂，因此有大量的考论文章问世。如梁韦弦《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通过有关文献的综合考辨，认为尚秉和将《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荄茲”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皆不能成立。辛德勇《〈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文史》第4期)考证认为，今本“处粤四十九年”定是由“三十六年”讹变而来。杨镰《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第3期)对历来作为善本著录的十余部元人别集，逐一作辨伪研究，对扩展元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实际意义。

　　四是目录、版本、校勘的研究。此三者是文献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论文数量也最多。古籍目录的论文涉及目录学家和史志、官修、私家目录等类型研究，也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如张固也等、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徐有富《黄侃与目录学》(《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张燕婴《莫友芝与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等。古籍版本研究的文章也较多，或考辨版本异同，或梳理版本系统，或探讨版本特征，代表性论文如张晖《钱澄之〈田间诗集〉版本及佚诗》(《文学遗产》第6期)，郭静云《〈尚书·吕刑〉不同版本及其思想研究》(《史学史研究》第2期)等文。古籍校勘方面以安平秋、张兴吉《〈史记〉校勘史述论》(《文献》第2期)一文影响较大，清楚地显现了《史记》从古本到今本的轨迹，具有《史记》校勘史的意义，并通过《史记》校勘来考察其对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至于对历史、文学古籍具体内容进行校释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五是古籍的辑佚与研究。古籍辑佚首先集中在对当代编纂的《全宋诗》、《全明词》、《全清词》等大型总集的补遗，如周明初、叶晔《〈全明词〉续补——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3期连载)等。其次是对某部书或某人文集别集的补辑，如武秀成《〈直齐书录解题〉佚文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等。此外，对辑佚学史上个案和类型等的研究总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出土文献是新发现的古代图书资料。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大批埋于地下的古籍文献重见天日，而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入藏于清华大学的“清华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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