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解体与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真实的问题，即第一，到底如何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存在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问题。因为从清末到民初到五四乃至后来，长时期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而且经常的口号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结果使得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严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认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我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文化对话，后来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他长期致力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上世纪二十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现代化必然要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人们发现，东亚的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比如日本，虽然早期也有过“脱亚入欧”的潮流，可是后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比我们的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台湾，也没有和中华文化传统彻底脱离。早几年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特征非常突出。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于当代社会的，的确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主要检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传统。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本身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反传统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们那一批人很小就留学国外，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外，但他们不发生文化失重的问题，文化的根始终在文化中国。像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的时间非常长，到过很多国家，但是他的文化关切、学问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没有变。1961年诗人吴宓自重庆赴广州探望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吴宓日记》续编，1961年8月30日条，三联书店版）

　　我们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后来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我们一两代人都是在大小传统齐遭毁损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从而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动乱时期，提倡学生揭发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同志揭发同志、街坊揭发邻里，全民大揭发，中国人的人性尊严丧失殆尽，对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弥补的。我认为这个影响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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