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君始”，实在是非常贴切的。
吴其昌先生研究宋以来学术史，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如《年谱》所载，1933年他为研究院同学高亨先生的《诸子今笺》作序，指出：“中华民族近古一千年来先哲学风之因革转变之动力是‘求真’。”常有学者认为中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甚至以为这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因，吴先生的看法则刚好相反。阐述中国学术“求真”的优良传统，看来乃是学术史研究的要务。
理学又不是吴其昌先生心目中宋学的惟一内涵。他在研究院治宋学，即包括“天文、地理、金石、算学”各项。必须说明，吴其昌先生在科学史领域有重要地位，他早在1926年便作有《三统历简谱》，此后如《文集》所录，关于天文历算的作品不少，并曾专文与日本学者讨论。凡曾翻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严敦杰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的，对此都会有印象。
我们还可以看到，《吴其昌文集》中有很多充满爱国热情的文章。吴先生1926年在清华即参加“三一八”学生运动，“举大旗行进于队伍前列”，还代表全校同学作《祭韦杰三烈士文》。“九一八”事变，他率妻、弟全家绝食，谒中山陵请愿。抗战爆发，他又不顾病躯，请求上前线杀敌。合观这些文字以及同时诗词，使我们认识，吴先生不仅是有高度造诣成就的学者，同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有着令人敬仰的风骨和精神。
吴令华女士在2006年4月9日的《文汇报》刊出《用生命换学问》一文，引用吴其昌先生1932年在武大的演讲《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吴先生说：“‘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哪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我就把我整个‘身’和‘心’贡献给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去做这一种学问，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做学问第一个根本态度，应该如此。不但做学问，而且同样适用到做人。”这段振聋发聩的话已经为吴其昌先生的毕生所证实。
我不及见吴其昌先生，只见过吴世昌先生，也读过吴世昌先生的《罗音室学术论著》。建议《吴其昌文集》的读者兼看吴世昌先生该书，可以通过他们兄弟间的影响和配合，对其生平和学术取得更深刻的了解。
（《吴其昌文集》全五卷，海宁市档案馆编纂，吴令华主编，近日已由三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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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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