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去了桂林。桂林的生活书店也被查封，我在“文学编译社”继续做生活书店的邮购业务时，没想到又被特务盯上了。

　　同事说有陌生人来找过你好几次，很可疑。结果我自己遇到了：一天下午，我正在店里，一个陌生人进来问我：这里是什么路？我说，门牌上有的。他又搭讪说：濮光达在不在。我镇静地说：这个人有的，他刚刚出去，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他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他。我说，我一定帮你转达。

　　领导让我立即转移。同时由经理写出一个通告，对外宣称我被开除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夜校学俄文，和朋友的通信被特务截获，他们认为我有“进步言论”。

　　1943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我去重庆的生活书店。在重庆我经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印象最深刻的是1946年2月10日的校场口事件。这是我亲历的一次政治集会。

　　当时，重庆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在校场口举行万人大会。生活书店的同志都去了，有的在主席台四周做安全保卫，有的打着“反对内战、要和平、民主”的红布横幅站在群众中间。郭沫若、李公朴、史良、罗隆基坐在主席台上。

　　当李公朴宣布大会开始时，台前突然骚动起来。一群混在群众中间的特务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都被打伤了，我们手中的红布横幅也被推倒在地。情形很乱。我只觉得热血往头上涌，拼命冲上前去，从地上拾起横幅，高高举起，大声喊道：“我们在这里！”同志们很快汇集到横幅底下，手挽手地紧紧靠在一起。

　　后来，音乐家夏白根据这件事创作了一首歌曲：《和平的旗帜受了伤》。

　　1944年7月24日，三联人的导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去世了。我们万分悲痛，唱起一首挽歌：“这是一个非常时刻，你离我们而去，安息吧，我们的勇士，你的血写成了一首悲壮的诗……”

　　在重庆，很多同志通过书店的协助去了延安，我也差一点去成中原解放区。1945年8月，我离开书店，等候通知，联络暗号是“到某某茶店找某政委”，就在这时，抗战胜利了，路上消息断了。组织上通知我，去不成了。我只好再度回到书店。

　　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回家了。我在重庆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你知道吗，嘉陵江与长江连接处的江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每天早晨，山阶上总会响起轻轻的铃铛声，那是驮煤的驴子经过，脖子上挂着红色的响铃。我喜欢这座城市。

　　1946年初夏，我跟随文艺、新闻和图书发行战线上的同志，搭乘蒋介石拨给冯玉祥将军的专轮“民联号”，从朝天门码头起航，驶往南京。

　　少小离家老大回，一直寻到家门口，我还在问：我家在哪里

　　这一次，组织安排我去上海的生活书店总店。从1932年离家，到1946年回来，15年来我与家里早断了音讯。不知家里怎么样了？

　　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我从上海来到绍兴城南门外的船码头，讨了一只乌篷船。船主有一口浓浓的乡音：“今朝天气嘎泼辣（音：pala，意谓糟糕）的……”我听来十分亲切。但是船主已听不懂我的话了，这些年来我时而说广东话，时而说广西话，这时却是一口四川口音了。

　　在集市码头上了岸，我凭着儿时的模糊印象，穿田畈，翻山岭，七问八问，一直寻到家门口，还在问人，我的家在哪里？

　　一个少年跑过来：“你是不是我三爹？”原来他就是我的侄儿。

　　我很激动，家门口有个年长的妇女在洗衣裳。难道她就是我母亲？我心急地上前喊“妈妈”。侄儿告诉我：伊不是娘娘（奶奶），伊是我妈。原来，我已忘记了母亲的模样，把大嫂当成了母亲。

　　母子相见，又哭又笑。母亲说：介许多年没有你的消息，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

　　母亲身边有一个女孩，害羞地看着我。母亲说：这是你从未见过面的妹妹，15岁了。

　　我又问：爹爹呢？母亲再次哭起来：日佬（家乡对日伪军的称谓）辰光，你爹被抓去做民夫，被折磨得生了病，又无钱医，已经死去一年多了！

　　自从和家里恢复了联系，母亲就催我成亲，不久为我定下一门亲事。这么多年来，我也有过中意的姑娘，但是因为一心工作，又总是颠沛流离，那些感情还没有开花就结束了。我把生活书店当成了家，对自己的家却没有尽过责任。我想，就算是尽孝心，我也不能违背母亲的心意。

　　1947年冬天，我回家成亲。妻子名叫杏梅，19岁，长长的辫子，圆圆的眼睛，是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姑娘，我对她很满意。原本以为能与她和和睦睦地过一生，没想到因为生病，她离我而去已经快20年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幸。